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近年来族际婚姻在裕固族中日渐普遍,使其人口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语言、家庭习俗等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

自愿式的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价格信号引导人力资源优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少数民族众多,人口流动的数量、结构、频率相对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提高西部地区人口流动和族际交往的途径很多,增加区内边际利润率是吸引资本、技术、资源和人力的关键,政府的行政支持原则尤显重要,发展小城市和中心村镇有利于落后地区人口迅速集聚并实现现代化。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当代民族主义视角下的民族、族性与民族国家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民族、族性是其思想核心，也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民族国家则是其政治理想的终极目标。本文从介绍几种不同的民族观入手，分析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族性”，以及为保持民族的族性特质。民族主义所表达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试论毛泽东民族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慎重、民主、渐进的族际政治整合方针;国家主义的团结、平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价值整合模式;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模式;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等＂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族际整合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族际关系的变化使茶马互市迅速发展。明朝"以茶驭番",将茶马互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逐渐转型。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扩大;改善了交通,为族际交往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促进了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加深了族际互信与交融。茶马互市对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族性文化、民族主义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过程中,面对更多的是族性文化概念内部层次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在这些细微的区别中,批评者采用什么样的批评角度,运用哪种值得利用的差异性概念来完成自己的批评目的,其观念和意图十分明显。对族性文化如果不进行认真的甄别,就有可能对其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误读,会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由于依附、沉溺于民族主义的偏见和迷信,而始终在一个混杂、错位的境地徘徊。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托茂人口：历史演变与民族交融

人口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托茂人口史与青海蒙古兴衰及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在文献中一经出现,就伴随着其人口数据状况变化,反映着托茂人的来源、分布以及青海蒙古和西北社会的发展变迁。人口统计,是一项社会治理术,也是群体生存延续的关键,自清末几经战乱、离散,托茂人最终在新疆和青海重生,且青海托茂人藉此获得了社会认可。托茂人口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银川市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城市适应因加入特殊的民族因素变量,使得其较一般新生代农民工流迁人口城市适应显得更复杂、更丰富.基于对银川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充分调研基础上,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算法及方差分析分别就其城市环境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及文化心理适应进行了系统探讨.结果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对银川市城市环境适应的总体状况为适应,但在气候、水土、交通状况、娱乐设施等具体适应层面存在差异;其经济适应与他们的家庭月收入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社会适应方面,传统民族、宗教因素对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婚姻态度、择偶观念的影响作用在减弱,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文化心理方面,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注度走低,对其了解程度也在减弱,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也不高.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

在族际交往中,经济文化交流仅展现交往主体互动的表征,心理感受及其支配的社会行动才是交往主体互动的本质。通过对江浙沪粤4省市19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文化冲突等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这种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延滞了流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探索弥合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跨民族身份的民族团结心理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华梦"的伟大目标。     

多民族国家的政党与族际政治整合

政党原非族际政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政党必然与此相联系,并因而具有民族属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必然地要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发挥作用,成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角色.当然,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国家不同性质和不同地位的政党,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会形成不同形式和不同作用的政党族际政治整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民族国家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将进一步彰显,政党族际政治整合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