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

族际交流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各民族之间的族际交流以一种或多种形式显现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在进行着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调整当中 ,一个十分显著的要素就是族际交流加强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族际交流突破了以往的空间和时间的界线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广度和深度、频度和强度方面 ,还是在互动的维度和互动的情境与方式方面 ,都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的回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个案的研究 ,探讨了西北各民族族际交流的形式与族际交流过程中的文化涵化现象。     

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发现

聚焦中国西部地区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通过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加强因果推断,最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空间聚居、民族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体特征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族际网络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可以优化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团结。无论族际聊天还是族际友谊,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加网络差异和提升网络均值,由此优化个体社会资本,并显著促进民族团结。未来民族工作需要关注空间聚居和民族文化对族际网络的潜在制约,并且充分发挥族际网络所蕴含的社会效应。     

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

跨国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如果从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它是处于政治族际与文化族缘之间的一种民族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十分值得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在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时,可以从地缘政治现象联想到族缘关系,进而发现族缘政治的存在。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差异性、共同性是其间的基础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下,族际关系共同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加强对族际关系共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族际关系共同性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其中,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对族际关系共同性构成了直接的支撑。国民身份的状况直接关乎族际关系共同性的走向。因此,对增进族际关系共同性的分析、阐释和谋划,都必须重视国民身份的角度。     

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的帕累托改进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我国迫切需要提升族际政治整合能力,不断培育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为民族均衡发展能力、民族事务法治化能力、政治合法性建构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能力。随着当代中国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张扬,中国族际政治整合能力拥有很大的改进可能和提升空间。在以人为本的理念驱动之下,当前我国要充分运用新公共管理的相关理念和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智能不断推进族际政治整合能力现代化。     

辽朝的民族迁徙及其评价

辽朝的民族迁徙,包括了汉族、渤海人口向契丹族聚居地区,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地区和向渤海故地、中原地区的流动。这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间的对流迁徙,尽管是伴随着辽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客观上却对辽朝统治下的广大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族、渤海人口迁入契丹地区,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人口向北方、西北的迁徙,为推动农业经济带的北移和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契丹族人口向中原的迁徙则使其置身于相对发达的封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环境之中,加速了契丹族历史发展的进程。辽朝的民族迁徙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新发展     

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逻辑

族体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的群体性生存和发展,西方族体概念主要包括"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等,这些概念内涵的纷争演变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当民族国家成为最基本政治形态后,族体概念着重体现为是否能够组建民族国家的身份资格问题;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民族国家体系受到冲击时,族体概念则突出表现为民族认同与整合路径的选择。西方族体概念的语义流变与演进历程是根据本国历史文化特点而进行的理论创制,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在选用族体概念时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模式,要凸显本土意识和学术自觉,构建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理论话语体系。     

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以云南昭通青岗岭乡为例

民族关系指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具有特定民族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的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社会学考察得知,混杂居模式和深入持久的族际交往有利于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宽容,而宗教信仰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因素。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当代民族分离主义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直接导致了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当代民族分离主义强烈要求将本民族从现有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分裂出来,以实现"民族自决"、"一国一族"的本民族的国家政治体系,其分离行径给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安全与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族际政治治理合法性探析

族际政治治理是多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将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并维护这个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从中国民族融和的历史演绎、所处国际环境与国内影响因素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族际政治治理具有合法性.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与新疆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构建——以新疆石河子市明珠社区汉族流动人口春节族际互动网络为例

多民族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嵌入是构建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国内有关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探讨较多,实证性的、中微观经验层面探讨较少。基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将深化相关经验研究,利于挖掘民族互嵌的微观机制和探索中层理论的建构。文章引入社会网络结构视角,以社区节日互动情境为切入点,测量流动人口在多民族社区中的族际网络结构嵌入程度,分析族际互相嵌入的具体机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促进了族际互嵌关系途径的增多,但公共文化资源分配、文化共享程度等限制了流动人口的族际嵌入程度。发展社区经济、调整公共文化资源分配和增强族际文化共享是促进新疆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营造的现实路径。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民族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新范畴——如何准确把握当代民族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民族开放性"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畴。"民族开放性"范畴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改革开放探索实践中所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准确把握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中国民族特点——民族的开放性,对破解当前民族关系困境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民族的开放性与民族社会体系的自组织功能的互动过程中,民族处于不断的变迁过程之中。因此,"民族的开放性"问题的提出,它为民族理论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对研究民族变迁拓展了新的路径;同时,民族的开放性又是民族交往、族际关系整合和民族之间共生关系的基础。"民族开放性"范畴也为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对研究民族交往的发生机制,多民族共生态联系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开放性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近年来族际婚姻在裕固族中日渐普遍,使其人口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对语言、家庭习俗等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问题不断凸显,并对国家政治共同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族际关系治理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及民族国家制度根基的牢靠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治理,应秉承＂国家主义＂价值取向,遵循＂求同存异＂的向度原则,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展开。     

当代民族主义视角下的民族、族性与民族国家

在当代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民族、族性是其思想核心，也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民族国家则是其政治理想的终极目标。本文从介绍几种不同的民族观入手，分析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族性”，以及为保持民族的族性特质。民族主义所表达的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