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文体“黑名单“的写作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征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黑名单“作为一种新体式进入了应用写作的领域,进入了广大消费者的视野,广受关注与重视.文章对“黑名单“的来历、涵义、作用与特点,以及“黑名单“的写作,作了尝试性的论述.     

试论加强教师应用文体写作基础的途径

写作是一种技能,它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更需要扎实全面的基础。加强教师应用文写作基础的途径有:1.勤于观察,善于思考,有所发现,并及时记录所见所感,这是积累资料的基本功;2.加强理论基础,它是由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教育类应用文体的特点所决定的;3.锻炼选材和组织材料的能力,即掌握一定的文章技法;4.加强语言文字修养,尤其是消极修辞方面的语言修养。     

“实验文体写作”现象的动因与意义

各种相对定型的文体,在写作中长期被作为与特定"内容"相匹配的形式规范;而当下互联网上和纸媒文学领域出现的"实验文体写作",却正显示出打破固定规范的文体变革趋势;究其动因,是由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现代人更趋丰富多元的心理内容,需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体形式予以表达."实验文体写作"是时代发展导致的必然现象.     

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数字化时代的写作发展与创新

该文是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的总纲,梳理了跨媒介文体的演变与跨媒介文学写作理念的产生,指出了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的现状及问题、价值与意义,提出了跨媒介文学文体写作研究的思路及总体构架,可让人们对跨媒介文学文体研究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并为跨媒介文学文体的写作实践者、写作理论研究者和写作教学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性”

中国文化重视“合和”与“集成”。在文体学上,合和与集成主要表现为文体浑和。文体浑和的最高形态是“大成文体”。大成文体是随机浑和与集成所有文体的结果。大成方“全粹”。杜甫向号“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文体写作方面。于不同的文体,杜甫写作的“集成性”的程度亦参差。杜诗可谓“集大成”;杜赋可谓“集中成”;杜文可谓“集小成”。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小成”与“中成”都尚有待于提升至大成境界。     

“八荣八耻”观对中华传统美德“荣辱观”的继承与发展

“荣辱观”既具有人类的共性与历史的继承性,又具有时代的新内容和新特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崇尚教育,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从而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了传统美德的“荣辱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观,不仅准确地体现了“荣辱观”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精神,而且完整地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荣辱观”,并在此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的“新国际人本主义的哲学观”

在以往的研究中,作者不厌其烦地申明,马克思的哲学学说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而是一种"新人本主义"哲学,是马克思自谓的"实践的人道主义"或"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时下,作者仍坚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内化为其"以人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哲学观.作者还对同仁的批评作了回复.     

梁启超“新文体”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价值

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新文体”的基本语言特征和历史文化价值。认为新文体在引起和吸收若干外国语语法规则的同时也引进和吸收了若干外国人的思维方式,补充和完善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它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体系以崭新的、富于魅力的言语方式引进,加以阐释,予以传播;它彻底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为白话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扫除了障碍,提供了借鉴。     

从“经验总汇”到“知识地图”——试论1978年以来新闻写作教材的嬗变

本文展示了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写作教材的变迁轨迹,并对其基本特质进行了"深描"。作者认为,新时期以来新闻写作教材经历了一个从"经验总汇"到"知识地图"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新时期新闻写作教材对新闻文体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新感觉派到“身体写作”：东方经验的缺失与重建

东方经验的核心概念有本土化、古典化、中国化,在文学作品中有具体的影响与接受情况.新感觉派和 "身体写作"中的女性形象是接受其影响的突出例子.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是东方经验是怎样被改变和重塑的,以及它的重建的可能性等.     

从“误读”到创造——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作策略和文体特点

论文视“误读”为中国新感觉派创造性的转折点 ,阐述了它在中国新感觉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给小说带来文体的现代性变革。“误读”不仅限定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叙述对象 ,也确立了其小说的存在方式 :它们带有日本新感觉派的色彩 ,又从根本上属于文学的创造 ,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新发展的再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以在历史观上的重大突破为前提的,对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从唯物史观的全息背景和多维视角解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论的再深化;社会经济结构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对历史发展精神动力的再升华;社会价值理论的新贡献.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在词语的废墟上——试论90年代诗歌“民间写作”实践的启示

90年代诗歌的"民间写作"是和"知识分子写作"相对抗的诗歌探索和创作实践,因其致力于拆借象征体系和隐语结构,创作上倾向于口语化等特征而备受争议.从大众化视角、口语写作、表现力三个方面,通过对"民间写作"实践有价值那部分的挖掘,来给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借鉴.     

试论国有控股公司“新老三会”融合的实现途径

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后"新老三会"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结构差异,提出了处理"新老三会"关系的兼容、制约、精干、高效四个原则,系统阐述了"新老三会"融合的实现思路和途径.     

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深层原因探析

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外舆论褒贬参半.一方面有人认为莫言获奖能推动中西文学交流,对促进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却是中西方媒体和个人对莫言的贬损.但是,即使那些赞美之辞也并未真正言明莫言获奖的深层原因,无法确立莫言创作的独特性.作为当代中国难得的一位有思想的小说家,莫言创作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始终如一的新历史主义立场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抉择

[提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调整,可以发现其内核实际上就是在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上考量与抉择,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以经济史的分析方法,基于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的理论视角,溯源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的四个阶段,可以透析出三点改革启示：农地集体所有制要始终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明晰农地赋权,保障农民土地合法权益;重视农地关系,发挥好政府规范和引导服务的主导作用。以史为鉴,有助于从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规避弯路,正确处理好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个人与集体权益,校准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     

多边贸易谈判新议题的产生背景、发展及其启示--以"新加坡议题"为例

WTO制度优势和缺陷是多边贸易谈判新议题产生的背景,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新加坡议题".该议题的发展历程反映了全球化与民族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化与区域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这表明,多边贸易谈判新议题应与制度完善相协调,发达中成员方和发展中成员方应树立公平的发展观和体现适度的灵活性,构建利益协调机制.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