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金毓黻史料方法论析

金毓黻先生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史料方法,这套方法主要体现在他重视史料、广泛搜集整理史料、认真考证史料等三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     

论中国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与利用

中国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是两岸三地学者共同致力研究的课题。整理和利用传播史料,要考虑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吸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包括诸多层面:对整理意义的认同,以及整理参照系的确定;实施整理过程中整理框架的设定,以及史料的检索,史料的阐释等。古代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对于梳理中国古代的传播观念、研究中国传播史、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的框架等具有推进作用。     

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史料学专著——读庞天佑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研究》

以文学作品材料作为史料，这是历代史家治史的传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古代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可作为研究相关时代历史的史料。从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大量引述《诗经》等文学作品为史料，到近代史家以文学作品为史料者，灿若星辰，举不胜举。近代郭沫若、陈寅恪等史家以文学作品与其他史料互证研究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扩大了史料搜集的范围，     

非文字史料与少数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再现中华民族各成员的历史及其缔造中国历史的过程.研究或探讨历史必须依据史料.梁启超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分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两类,两类史料各有长短,以往不被认为是史料的随时间推移也会成为史料,应改变只从旧史记载搜寻史料的习惯,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重新鉴定旧史料和建立新的史料价值观.     

高中历史教学中口述史料应用路径探究

访谈是探寻历史真相的重要方法,以访谈方式获取的口述史料更是佐证历史的有效途径。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口述史料,通过创设相关教学情境、设计历史活动课以及设计课后作业等方式,让学生在访谈、获取和分析口述史料中,与其他史料对比、互证,得出它与其他史料的不同和各自的价值,提高学生获取资料的能力、解读和分析史料的水平,从而达到提升关键能力、培育核心素养的目的。     

《新唐书》史实考正拾零

《新唐书》在撰写时大量使用了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唐书》史料运用不精或史料记载错误。这与编撰者对原史料理解有误或失于考证等有很大关系。     

朱筠传状的史源学梳证

朱筠门人和友人给其所写的传状,是了解朱筠一生事迹的重要史料,通过对这些传状史料来源的梳证,可以明晰各传状之间的史料关系;通过对朱筠传状史料的类型及使用方式的分析,可以明晰朱筠传状中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使用情况;通过对朱筠传状史源学价值的探析,可以明晰朱筠传状在辨析版本源流、判断史料出入、考证校勘错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史料文献征集编纂活动述要

抗战前后,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相继展开,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战事史料征集会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史学编纂机构纷纷成立,其史料搜集力度之大、史家参与之众、后世影响之深,皆成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特色。其反映了国民政府保存文献史料的不懈努力,亦是在抗战建国宗旨下激励民族抗战、重塑国民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受时局跌宕、资金短缺、机构本身效率低下等因素的掣肘,相关史料编纂工作不免事倍功半;然其存留史料之功,实应值得珍视。     

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科学体系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在我国是一个老的学科,也可说是一个新的学科。说它“老”,是说建国前有的学者就开始运用传统史学的方法着手探讨研究近现代史料问题:建国后有的学校并且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课程。说它“新”,是说长期以来有关这一学科的专著和论文还是很少,几乎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普遍不够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科学体系远远没有建立。 目前,以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为内容的专书也有几部出版。这些专书尽管名称不一,或曰“资料概述”,或日“史料学”,但内容不外以下几种:一是介绍各种类型的史料(档案、书籍、回忆录等),一是介绍各时期的史料,一是史料整理方法。或者一种为主,或者两种、三种兼而有之。还有的把史料学的必备知识如年代,职官、地理、目录等视作史料学,甚至从事史料工作的同志也有的认为他的业务本身就是史料学研究。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到底什么是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的对象、任务     

现实的人与历史主体

对历史主体的理解 ,不能停留在一般的人的层面上。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即“现在”的人。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地位 ,是通过建构历史过程而确证的 ;因而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性是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存在。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性既在与作为“过去”的历史的关系中得以表现 ,也在与作为“未来”的历史的关系中得到表现 ,失去任何一方面 ,现实的人的历史主体性都是不完整的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重建——以曹三公子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为例

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着不同形式的呈现，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日渐式微。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中的传统文学。网络历史类型小说诞生后，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创意性阐释史传的手法，一方面唤醒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史传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为网络历史小说的类型化开启了新的一页。在具体创作中，以曹三公子为代表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既有对传统史传小说的继承与发扬，也有对史传小说的合理改写。作为网络历史类型小说的起始文本之一，曹三公子创作的网络历史类型小说具有一定的网络文学史价值。     

论先秦两汉史学观念之三变——从“微言大义”到“文胜质则史”、“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的史学观最强调“义”,目的在显示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其方法则是穿越史实而直接述“义”;对“义”过分的强调及直接述说,有时会使史实模糊而与‘‘真”有出入。孔子时的史学观为“文胜质则史”,《左传》、《战国策》、《国语》的“文”,期望以“文”记言记事,突出了以各种手段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动力、原因或本质,但避免不了“浮夸”之蔽。汉代史家则更为重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以“实录”记言记事,使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三个代表”是真、善、美的统一——“三个代表”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统一起来,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三个代表"内蕴着真、善、美的内在要求,我党践行"三个代表"的行为本身也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行为.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三者的真正的统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考述

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的相关史料,以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填补了清代前中叶的史籍,尤其是山西史籍对汾酒历史记载的遗漏。将“汾酒”称谓在史籍中的最早记载时间向前提了55年。将“汾酒”称谓在山西史籍中的最早记载时间向前提了147年。同时将康、雍、乾之际,汾酒在清王朝辽阔的疆域内“四远驰名”的实情呈现在人们面前。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在最高纲领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制定的一个现实纲领 ,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三个代表”思想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它以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为根本前提 ,充分尊重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 ,实现历史规律 ;它以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为基本依据 ,根本上体现了“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合目的性。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研究,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展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