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激进”的言论与“保守”的行为——对徽商在传统价值观问题上的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竭力否定传统的“四民”之分,特别是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志”。这种言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倾向,具有非常“激进”的色彩。然而言论上颇为“激进”的徽商,致富后大都不再将发展商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而是将业儒入仕作为头等大事,其行为倾向却是异常“保守”的。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徽商身上的统一问题。认为这与徽商为平衡徽州地区的生存取向与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有关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及其"变异"现象

文人治生现象虽在明清以前就已大量存在,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人治生现象更为普遍.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给文人治生提供了土壤.文人治生的途径有许多,涉及领域较前代更加广泛和深入,如他们积极参与江南的教育市场、艺术市场,并涉足出版业,还通过作文、游食江湖、从事医卜、农作,甚至还从事一些被传统社会认为是一些低贱的行业.文人从事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进行,有的为达到治生的目的不再顾忌传统道德的约束,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做出一些令人不齿之事.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

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蒋文玲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至明代中叶，商业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商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士商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     

许衡著作及其思想研究

许衡为元初大哲学家、名臣。著述颇多,影响后人。主张知行并重,认为学之目的,应以治生为本,不为求官谋利所驱动;反对聚敛,提倡生产;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重视农、工、商、贾;同时指出古今治乱的辩证关系。这些观点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使程朱理学再行于世,由私学变为官学,取得正统地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

"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泛滥赏赐"至迟从世祖朝即已形成,井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泛滥赏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元代的"泛滥赏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许衡易学思想考论

易学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学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许衡从论述一卦六爻之才、位、时的关系入手,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以《周易》卦象为依据,阐述自己＂长中有消、消中有长＂的阴阳观;同时又对传统筮法中静爻与动爻概率进行了详细的推演。其易学思想特点鲜明,且与其理学思想联系密切,是许衡研究与元代易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人们共所瞩目的一个大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析,不能不上溯到晚明与清代的思想界,因为,诸多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命题已在那一阶段潜生。 大致说来,自耶稣会士相率东渡,明清知识界对包括西方自然科技与基督教神学在内的“西学”持三种走向各异的姿态。 其一曰全盘受容。其代表人物为“首好其说”的晚明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不仅和耶稣会士们合作,大规模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而且相率入教,对基督教神学大加礼赞,以为西方“天学”是“补儒易佛”,“一还吾三代之隆懿”的“救世神药”。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