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犯罪调查模式本土化问题

金融犯罪已经成为高发性的犯罪,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金融犯罪对象涉众化,涉案金额高;金融犯罪向境外延伸,日趋国际化、网络化;金融犯罪常常与内部人员犯罪相伴而生。但我国的金融犯罪调查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如调查路径"从外到内",调查方式消极被动,突出依赖审计会商,情报导侦尚欠完备,"三统两分"原则难以落实。这些问题导致金融犯罪调查机制已无法有效应对金融犯罪的高发态势。健全金融犯罪信息情报导侦体系,完善金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机制,完善金融犯罪调查机构网络控制以及必要的国际合作,是构建金融犯罪调查本土化模式的主要方法。     

防范金融犯罪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犯罪成为金融领域最大的风险之一,本文从研究金融犯罪的特点、发展趋势、分析其成因出发,在此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防范金融犯罪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探讨我国防范金融犯罪的路径,以期对当前发案率极高的金融犯罪的防范和抑制有所作为。     

《刑法修正案(六)》与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思考

从《刑法修正案(六)》关于金融犯罪的修正中,可以发现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进步:我国金融犯罪的罪刑设置更加细密化;罪刑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当然,刑法修正中也存在一些新问题,如立法修改过于频繁,修改内容过于庞杂,公布之日即施行等。因此,需要在以后的金融刑事立法中相应地加以完善。     

从病毒、黑客看计算机犯罪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社会,计算机、互联网已经成为生产、储存、传送信息的主要载体.政治、军事、经济、科教、金融、工商等行业中的重要信息资源,无不依赖于计算机系统而存在.然而,病毒、黑客以及行行色色的计算机犯罪时刻都在威胁着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人们在享受高科技成果的同时,必须积极预防病毒、黑客,严厉打击计算机犯罪.本文主要讨论计算机犯罪的表现形式、特征及法律补充.     

金融诈骗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金融诈骗犯罪是数额犯,其犯罪数额对本类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本类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各有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并不符合立法精神,且有悖于刑法理论。刑法典所规定的“数额较大”。既可理解为非法所得的实际数额,也可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所预期的数额,但两者在定罪量刑中的定义不同。前者是认定犯罪的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的标志,后者是区别罪与非罪的标志。     

贷款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

金融犯罪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严重破坏,它导致和加剧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使金融活动不能正常、安全、有效地运行,进而引发和加大金融风险。贷款诈骗犯罪是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犯罪问题之一,应加大对此种犯罪的打击力度,以便更加有效地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平稳运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析金融诈骗侦查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公共财物,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在侦查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多样,犯罪主体比较复杂,在认定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就金融犯罪侦查中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探讨。     

论金融犯罪的规避法律性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的动脉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渠道。加强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防范是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引发和加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犯罪,并且金融犯罪中规避法律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试图就金融犯罪中规避法律性谈几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金融领域计算机犯罪特征及法律对策

新修订刑法将计算机犯罪列为打击对象，符合国际上与计算机犯罪作斗争的潮流。由于计算机犯罪涉及面广，有关的研究很难深入。实际部门对如何认定和处罚感到无从入手，加之受害单位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宁可打落牙齿肚里吞，不愿主动报案，使得刑法的实施不尽人意。研究应以计算机犯罪的高发地带———金融业为切入点，通过对金融领域计算机犯罪的特点、趋势、类型以及犯罪原因的分析，提出防治金融领域计算机犯罪的法律对策     

浅析犯罪对象的概念与存在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对象对定罪和量刑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中,犯罪对象问题一直被置于犯罪客体之下。我国的刑法学教科书中有关犯罪对象的内容都很简单,只是在论述犯罪客体时,顺便提及并作了一些简单区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对象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存在诸多分歧。     

无对象犯罪之初探——一种非罪化类型的思考

犯罪对象理论在我国一直争议不断,就其归属问题向来莫衰一是,一说其应属于犯罪客体要件中,另一说其应属于犯罪客观要件中,然而无论其归属为何都只是限于对其本质上的讨论,却无继续发展理论上的价值,致使相关的刑法体系难以完善,同时也使得与犯罪对象有关的犯罪类型难以出现.正是基于此,在承认犯罪对象对于犯罪的不必要存在的基础上提出无对象犯罪类型的理论,毋宁说是对犯罪类型的一个丰富,倒不如说是对犯罪的传统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反思.     

贿赂犯罪成本分析

本文从贿赂犯罪成本角度,分析了贿赂犯罪的成本构成和收益形成,论述了贿赂犯罪的经济学症结,并结合贿赂犯罪查处实践,分析了贿赂犯罪存在的诸如黑数大、法律成本低以及对贿赂惩治不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治贿赂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试论金融系统的安全防范问题

近年,侵犯金融系统的刑事犯罪日益猖獗,而且大多是内外勾结作案,从国际性发展趋势来看,侵犯金融电子化系统将成为金融犯罪的重点。因此,建立电子防盗监控系统;完善金融机构安全管理体系;开展计算机稽核;加强金融电子化系统的安全保密措施等,是保障金融系统安全的重要对策。     

贷款犯罪的法律规制

贷款犯罪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严重破坏,它导致和加剧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使金融活动不能正常安全有效地运行,进而引发和加大金融风险.试图通过分析借鉴国外金融犯罪的有关立法,提出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以便有效的保障我国金融秩序的平稳运行.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之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是其刑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认识犯罪规律、规划犯罪对策，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罪犯，建立科学的刑事法学理论，均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犯罪原因的论述，不但分析了旧中国的犯罪原因，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犯罪原因，还分析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犯罪原因，对我们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犯罪原因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有重要指导价值。     

犯罪结果概念探析

犯罪结果指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 ,不存在可能发生的结果形式 ;界定犯罪结果必须联系而不能脱离犯罪客体 ;反映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的一切事实现象并非都是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只能是其中主要由犯罪行为引起的、反映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害性的特定事实现象     

论金融诈骗犯罪的认定

面对金融领域内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学术界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界定存在补充修订之必要。重新准确定义金融诈骗犯罪,对于认定、惩罚这种犯罪,进而防范犯罪,维护经济秩序、金融秩序,以及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认定金融诈骗罪,有利于制度建设,进而有效防范金融诈骗。     

犯罪对象新论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对象的研究没有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区分开来.对此,可引入行为对象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明确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之间的关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合,但其性质、与犯罪行为的联系程度、存在范围均不相同.由此,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作用的,能够表明犯罪客体的存在形式而为构成犯罪所必备的客观存在,其外延包括人、物、行为规范及信息.     

协调与原则：洗钱犯罪治理模式之构造

洗钱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严重危及到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前提下,协调各反洗钱主体的关系,通过严密治理洗钱犯罪法网、健全金融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反洗钱队伍、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以及建立国家反恐融资网络等路径,构造切实可行的洗钱犯罪治理模式。     

票据犯罪的立法模式

对于票据犯罪的刑事立法,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立法例中存在着不同的立法模式,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种:刑法典规定型、特别刑法规定型、附属刑法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在这四种模式当中,使用最多的是刑法典规定型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结合型。不同的立法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受本国和本地区的立法传统、金融票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以及刑事法律对金融票据市场的规范程度等因素影响。我国1997年刑法对票据犯罪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之前颁布的票据法也就票据犯罪作了具体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应该说现有的这种立法模式适合我国实际情况。但是,修订后的刑法在有关金融票据犯罪的规定内容上并没有完全和票据法有关规定保持一致。在票据犯罪的法定刑中,无论是自由刑的设置还是罚金刑的设置都有不尽合理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