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浅析王船山的评诗观

通过解读有关文献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梳理了王船山的评诗观,其主要内容是：重视＂兴、观、群、怨＂的辩证统一;提出如何评诗的双重标准;阐明文本读者的互动关系;实现造就君子的价值目标。从中可以学习借鉴其颇具个性的文艺思想。     

“千古一人”与“不知《三百篇》如何”——论析王船山对大谢的试图修饰与企图接近

在《古诗评选》之中,王船山评选了大谢包括古诗与乐府、小诗在内的三十余首诗,居于六朝诗人榜首。船山论大谢《晚出西射堂》有"不知《三百篇》如何",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有"即远入细,千古一人而已"等的评论精语。船山从"亦理、亦情、亦趣",从别具的"构思",从风韵神理的韵味等角度切入抓住了大谢诗的唯一。在此书中,船山也以一个理学家的深刻悟性评估大谢的乐府诗,这些均应是王船山于千载以下对大谢诗的试图修饰。但由于船山没能正视玄学价值以及大谢的玄学气质,因而其评论不可避免有很多漏洞。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王船山对“三曹”诗的评价

王夫之批评三曹诗,见其<古诗评选>及<姜斋诗话>.主要从情景、文气、诗体、语言风格诸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并客观地比较了三曹的诗歌.从中可认识王夫之诗论的精髓与偏颇.     

王船山的“治乱合离”论

王船山继承了自先秦以来以"一治一乱,一合一离"的观念来统观历史之变化的思想,但他不满足于此,而是睿智地将"治乱合离"与道之开展结合起来考察历史形态,为"治乱离合"论找到了形而上之基础,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历史变化的系统的历史形态理论。根据此理论,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治一乱,一合一离"本天道、亦人道、无定亦"无畛"、循环又发展,进而他生发出一种迥异于常的创化历史发展观。     

论王船山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宋明时期两种认识斗争的焦点,针对"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是对认识论的突出贡献之所在.     

论王船山之“道”的历史性特征

王船山的思想体系是以道为核心的,船山之道绝非一个抽象孤绝、高高在上而超然物外如上帝之类的实体,而是一历史性的活动。此一历史性活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道以阴质阳神相协的特殊结构构成的器物为载体在空间中开展自己,又与时间性结合为一在时间中开展自己。道之开展的两因素论表明,道之历史性是对器物生成所表现的生命性与时间性的统一。道之开展的可能就在于道之历史性的实现。历史性正是船山之道的灵魂所在。     

谈中西戏剧中的诗与乐

本文以“和”为中心 ,考察中西戏剧文学样式中诗体 /散体的不同侧重与发展 ,继而进一步考察二者在原始阶段对于“乐”这一戏剧要素的不同认识与表现 ,从而论证西方戏剧以“真”为其核心 ,而中国戏曲则以“美”为其环中 ,而这一区分也正是西方戏剧重文本、中国戏曲重表演的原因之所在     

论庄子的“美”与“乐”

庄子的美:庄子不说什么是美,却在相对性关系中描述了美。庄子承认了美具有共同性,却强调了审美的差异性,尽管这是人所共美的事实,且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庄子至少是认同残缺之美的,在庄子的笔下,几乎见不到群体艺术美的形象,反倒多为独绝式的美的形象。超越是一个过程,超越与宗教的情怀有关,因为宗教不仅给出了超越的向度,也给出了超越的力量。所以,超越必须对于苦难、生死的问题有一个出转。庄子的乐:天地之美是其固有的美,而人能够观得其美,必定引起心理上某种反应,那就是愉悦情感的发生。庄子的"乐",自然不仅是感官上的乐,主要是心之乐,也即精神上的快乐、愉悦与自由,但是,这样的乐不可能排除同时间感官上的反应,也就是说,是身心一体的乐,一个"游"字道出了庄子的隐秘。得道也就是得了"天地大美",从而无论是通达、还是穷困,都会乐,之所以乐,却不在通达与穷困上,而是在这之外的东西,通达与穷困不过是得道者借此以实现自乐的方便而已。     

王船山道德修养论探析

王船山道德修养论是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道德修养论有其独特的人性论基础、成贤成圣是其道德理想人格、身成性成与继善成性为其道德修养原则、正志诚意去不善之情为其道德修养的方法。研究王船山的道德修养理论对于今天个体的道德修养乃至和谐社会的建构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

乡里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政治构成单位,乡人是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贵族阶层,乡乐是周代乡党间诗乐活动的典型样式。乡党间的礼乐活动,反映着周代贵族把世俗生活雅化诗化艺术化的精神追求。乡饮酒礼、乡射礼是周代乡党间经常性的礼乐活动,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其仪式具有早期戏剧的特征,诗乐在乡党礼典中处于核心地位。乡饮乡射反映着和谐友爱的乡党关系,是“诗可以群”这一理论观念的具体体现。周代乡党间的风雅精神和“诗可以群”的理论观念,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船山论法治的原则

船山作为明清之际重要启蒙思想家,理论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近代性质的法治思想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方面。船山法治思想成绩斐然,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法治原则的探讨颇有新意,船山认为法治有三大原则:"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以犯罪客观事实定刑的原则;"罪者,因其恶而为之等"——罪刑相应的量刑原则;"以刑治而期于无刑"——旨在消除犯罪现象的刑罚原则。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王船山“明德”释义发微

王船山的＂明德＂释义有三个方面：释义的核心坚持了＂明德＂是天之所赋德性和人的本原善性,释义的心路主旨是返回先秦原本和回归经典原意,继承了朱熹以理气解释＂明德＂,但不赞成朱熹将＂明德＂释义为＂心＂。其学术方向既走正学与开新之路,也注重以复性与返本为宗旨,更多地是以＂返本＂为宗旨,即返回经学和儒家经典。     

论王船山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王船山哲学以历史性思想为核心,试图从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生发出"乾坤并建而捷立"的合主客分立思维与天人合一思维于一体的思想体系。船山哲学就是"以人为依",经由"通极于道"的形而上思辩,再到"汇归于道"的历史实践所构成的一宏大历史性思想体系,换言之,他的哲学是由于道的历史性开展而形成"天之天""物之天""人之天"三个层面交互融合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性哲学体系。     

王船山理气论阐微

在船山那里,气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其全体即是天道之全体。理则不足以尽天道之全体,它只是气化之所显现,亦即显现为条理与性理。然而,虽然理与气有全与不全之别,但在本原的发生层次上,理气二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它们互相缠绕、纽合为一,亦即理气二者浑沦凝合于太极中。归结到底,理气二者都融汇在天道自身的本原发生、流衍之中。与朱子理气不离不杂之论相比,船山所领悟的理气浑凝是天道本真的流行,在此中气和理都真实无妄,二者积极地、充实生动地、不分主辅地交融在一起。     

王船山论韩琦、范仲淹

韩琦、范仲淹于宋并称贤相,其政治、军事才能久为世人称道。王船山从立身、行事、才略、功业诸方面对二者进行评价论析,认为二者各有千秋。王船山知史论世、知世论人的卓越史识,以及辩证识人的人才思想,对当今识才用人、知人论世颇有启示意义。     

王船山诗学境遇中的现量概念分析

立足王船山诗学境遇,认为现量是一种即景会心式的强调主体审美感受的瞬时性和生成经验的真实性、新鲜性的审美体验,是人们借助艺术形式祛除遮蔽在人心的障碍而体达人之生命本然的一种方式,体现的是中国古典艺术非理性而诗性的艺术追求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