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政治文化性：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普遍特征

国民政府缺乏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体政治文化缺乏整合力,是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性产生的历史缘由。亚政治文化性是这一时期文学群体的普遍特征,依据有三:文学群体背离权力主体文化,政治取向多样化;文学群体参与意识强化,参与类型多元化;文学群体拒绝文化整合,宗派色彩多极化。     

丁玲怎样主编《北斗》

《北斗》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星空上的北斗星。丁玲于危难之际受命主编《北斗》,她在党的正确领导和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左联及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写大众。对纠正当时左联的"关门主义",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左翼文坛的一株新葩－－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是其作品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进步文学 ,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 ,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 ,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 ,并能由此透视出 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苏丹文学的缘起与流变

20世纪早期的苏丹文学多以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为创作主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抗争精神.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丹文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苏丹作家展开了对本土社会的深度求索,阿布·巴克尔·哈立德、塔伊布·萨利赫等一批杰出作家将苏丹文学带向世界舞台,创造出苏丹文学的高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动荡的政治环境,苏丹作家普遍受到严格的审查制度、缺乏国家支持和发行量有限等的制约,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创作,苏丹当代文学朝着更为丰富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评徐讦的文艺思想

不是风凉话而是悲凉话的“三边文学”,主要是为大陆在政治运动中清算自己的“革命同志”感到悲哀。徐讦反对用宣传文学、政治文学取代真实的文学。在左联研究中,徐讦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翻案,体现了他的预见性。但他认为左联是特务组织,则显得过于轻率和随意。     

反思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文艺观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推崇性灵,打出“不干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有意回避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这可以看成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文化苦旅。左翼文艺工作者高扬的文艺功利性与林语堂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左联”的“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并把所有的非政治宣传的文学看作是无价值的”的文艺批评标准,以及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宗派倾向都是不利于中国新文艺健康成长的。     

“左联”中的“左”倾错误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左联”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反“围剿”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时的行动纲领,有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左”倾错误给“左联”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这并不能抹杀“左联”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功绩。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刊物中的朝鲜声音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大众文艺》等左翼文艺期刊对朝鲜左翼作家和“同伴者”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部分翻译介绍,它们是两国左翼文学交流的踪迹,是两国现代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的苏联文学理论翻译与左翼文学运动

1929~1930年鲁迅集中翻译了四部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争论,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成为鲁迅廓清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并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1930年代左翼文学-9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许多作家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左右互换、作品内容中所呈现出来的颓废与反抗主题及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左翼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文学发展状态。后来因过于强调左翼文学的政治性而导致二者分道扬镳,甚至出现了二者相互对立的局面。     

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表达和艺术的超常发挥——对联华影业公司1933年出品的《小玩意》的当下读解

孙瑜不仅是中国左翼电影的滥觞和开创者、最高代表人之一,而且,他和他的作品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在整体性质、表现模式和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典型性范本。民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反强权和抗日救亡理念的传播构成《小玩意》中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主要来源。影片的前半部分带有浓重的旧市民电影模式痕迹,但随着人物性格与主演阮玲玉个性气质的合二为一,影片后半部分"母子相见"和"情人相见"两场戏的处理,是左翼电影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得以迸发的成功范例。     

漂过岁月溪流的不谢玫瑰——论丁玲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

丁玲的创作风格几次发生显著变化,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女性意识发展轨迹:初登文坛、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创作、延安解放区时期至新时期复出。丁玲创作历程的女性意识从鲜明到暗哑的发展轨迹都折射出女性在确立自我历史发展进程中跋涉的艰难,直至最终消隐的悲哀。     

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远离政治"--论30年代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政治倾向

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文学的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 ,使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有着显明的政治化倾向。现代派作家施蛰存企图远离政治 ,注重文学的超功利的纯美学价值 ,在创作上另辟蹊径。然而事实上 ,施蛰存不仅没能远离政治 ,反而陷入政治的旋涡。所以 ,他在创作和文学事业中都体现出思想的矛盾性 ,并由此带来痛苦和困惑。     

大革命前后及30年代的知识分子小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史论之一

以往学界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高潮时在两头,即“五四”时代和40年代,30年代则相对沉寂,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当我们系统梳理大革命前后及30年代的知识分子小说时,就会感到它的繁荣和多种视角的同时并存。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人生历程的展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知识分子意识与立场也得到了强化。同时重新估价了《倪焕之》、《二月》等作品,提出了新的看法。     

政治议程与中国早期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社会工作专业得到相当重视的时期。一方面,政府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政治议程和政治话语深入地渗透进它的定名、领域范围、功能定位中,它不得不回应国家能力建设的需要和社会建设的主流政治话语。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早期社会工作成为一种本土性、处境化的政治实践。      

威廉·福克纳: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中的画像

20世纪30年代初福克纳的小说首次被译介以来,国内读者就和福克纳结下了不解之缘。近百年来,福克纳的小说被不断翻译和反复解读,但不同年代读者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他们先后把福克纳看作悲观的现实主义作家、反战反帝的政治进步作家、意识流派代表作家、书写人类时代状况的现实主义作家、现代派作家,甚至认为福克纳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因素。这种变化,不仅折射了中国历史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而且显示出经典文本蕴藏着丰厚的精神资源。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变异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作家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表现出一种与日本不同的选择性。其一,两者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内涵不同。其二,两者所体现的颓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中日文化的差异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是产生这种变异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