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和金字塔层级对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并为改革政企关系提供了政策启示。     

管理者背景特征、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以我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角度,对晋升如何影响过度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晋升对过度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均呈倒U型关系;学历越高、任期越长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越大,从而使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也越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中,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受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均有差异.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研究晋升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对企业完善激励机制以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政府干预、国有集团结构动态演化与配置效率

以2004年~2013年国有系族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对国有集团内部结构的形成动因及其动态演变过程进行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国有集团的治理结构安排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当新进入国有集团的企业历史业绩较好、政府放权意愿更强时,其更可能被安置于集团金字塔结构且受到的掏空行为显著减少;2)被安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企业,在进入集团后的长期业绩表现显著差于进入之前;3)集团内部的成员上市公司绩效越差,更可能被剥离出国有集团,这种可能性在层级越高的企业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了我国国企改革的逻辑不一致性,即国企改革的初衷在于放权,而政府在培育和发展国有集团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过多的行政干预行为,从而弱化了国企改革的效率.文章为当前国企分类改革背景下集团的战略重组和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也丰富了集团治理的研究文献.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治理主体干预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路径——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间接效应检验

本文突破委托代理理论,以控制幻觉的基本假说为基础,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视角分析并检验了大股东、债权人与政府的干预对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促进了上市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倾向;大股东与债权人的干预对多元化战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一方面来自大股东与债权人的干预对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削弱,另一方面来自控制幻觉的缓解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抑制.政府的干预对多元化战略并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却显著地抑制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从而间接地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     

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区分企业性质,实证检验了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所选择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的投资规模负相关,但是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管理者的财经类工作经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我们发现管理者的性别、学历和教育专业对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企业产权制度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和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文献,而且对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拔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政府背景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本文以201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政府背景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民营企业而言,最终控制人的政府背景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后天形成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和与政府有天然联系的国有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差异。     

电子政务与政府行政管理变革

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要进一步地公开和透明,更意味着政府要通过网络去处理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一部分公共管理事务.在加入WTO 后,实行电子政务,有利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基于政府绩效审计的政府会计改革

受托责任是现代会计存在的基础。受托责任的存在,是人们需要会计的根本原因。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公众的民主、民权意识和理念不断增强,他们不但需要了解政府是否按照法律法规、预算以及合同契约等使用和管理公共资源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而且需要了解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是否有效,需要获取有关＂投入＂、＂产出＂、＂成果＂及其相互配比关系等绩效性受托责任的履行和完成情况的信息。对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强调重点的转变,要求增加或拓展政府信息披露和鉴定的渠道和手段,这就为政府会计的改革和政府绩效审计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分析我国政府会计公共受托责任现状出发,提出政府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有效促进政府会计改革,而政府会计改革必须要适应政府绩效审计的要求。     

政府会计改革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分析

基于近年来实施政府会计改革的8个国家的经验,探究改革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制度会显著提升政府债务规模,有助于披露隐性债务,防范债务风险,对我国未来如何借助政府会计改革促进政府债务核算和披露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政府信息公开与共享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分别对政府信息垄断、共享与公开状态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并对三种状态下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证明了信息公开与共享时的收益成本比大于信息垄断状态时。论文最后引入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因素,得出政府信息公开与共享的条件是:信息技术成本与信息共享的制度成本足够低。     

轻松为政

为政之道,在于张弛有致.懒惰与懈怠固然是事业的大敌,而过度的紧张与过分的劳顿同样可能产生诸多负面效应.     

A Structural Model of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this paper we estimate a bargaining model of government formation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We use the estimated structural model to conduct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s aimed at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the du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ormation process, the type of coalitions that form, and their relative stability.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a Government Setting

No abstract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Risk Communication as Government Agency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The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risk communication is an understudied topic in risk research.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public officials at six government agencies in Sweden understand and relate to risk communication and its uses in the context of agency organizational work on policy and regulation.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practitioners’ views on some key topics 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risk communication. A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on what the goals of risk communication are; if, and how, uncertainty should be communicated; and what role is to be played by transparency in risk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practitioners agree that dissemination (top down) to the public of robust scientific and expert knowledge is a crucial element. Dialogue and participation is used mainly with other agencies and elite stakeholders with whom agencies collaborate to implement policy goals.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on issues of risk is very limited.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the practice of risk communication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suggested.     

政府驻地迁移的资源配置效应

作为改变辖区空间布局的政府行为,政府驻地迁移是否会影响地区资源配置尚未得以揭示。本文在收集市级政府驻地迁移批示时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探索政府驻地迁移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政府驻地迁移有利于降低辖区TFP离散度,缓解资源错配。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影响依旧显著。总体上,政府驻地迁移的资源配置效应在大中城市更为明显,且与迁移距离存在正向关联。此外,研究还发现,政府驻地迁入会加大该区(县)资源错配程度,迁出影响与之相反。以上研究结论在为政府驻地迁移行为管理提供参考的同时,也为理解政府在地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