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休战期间的国际道德论战--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

20年休战期间,现实主义学者同理想主义学派围绕着国际道德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论战主要涉及权力与道德的主从关系和国家能否与个人遵守相同的道德标准问题.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观点在开始时占了上风,它标志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向趋向现实主义.这场论战只是贯穿整个20世纪国际道德论战的起点.     

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

自然规律、法律、道德等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人的行为会受到它们的规定和规范。如果说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超越自我的追求,如果人们有着对理想的社会境界的向往,那么只能在道德中去寻求前进的道路。因为,道德所指示的无论是相对于个人的善还是相对于社会的共同善,都引领着人们超越现状。人的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想在本质的意义上,都必然包含着和可以归结为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理论活动中也常常提及善以及共同善,但在实践上却因为社会的理性化或社会的理性建构而封堵了“致善”之路。这也构成了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原因之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对善的追求,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人的共生共在。     

至善或意义？——论康德的终极目的概念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至善学说将幸福视作至善的构成要素,并通过配当幸福的概念将至善规定为德福一致。基于康德对幸福的理解及其伦理学对质料性的幸福原则的拒斥,康德将该至善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整全对象乃至道德的终极目的的做法面临着根本困难。在康德的后续著作,尤其是《判断力批判》的相关讨论中,康德论证至善与道德的终极目的等同的尝试亦未完全成功。但第三批判在目的论问题的视域中对世界的终极目的的思考,具有独立于至善概念的理论价值。基于对意义而非对幸福或至善的需要的终极目的概念,能够为世界性道德秩序即“道德世界”的可实现性的信念做最终辩护。     

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的结构现实主义分析——兼论中国的对策选择

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体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体系结构主要是由体系中重要大国的物质实力分配决定的,大国实力分配的明显变化会导致国际体系发生相应的转型。以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一国际体系观分析冷战后到现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可以从世界、地区、国家三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刘宗周《人谱》的道德精神世界——杜维明教授访谈

本文以访谈形式阐述了杜维明教授对刘宗周《人谱》的学术见解 :1 .《人谱》的理论背景是对人的存在和存在条件的理解 ;2 .其视天下安危为安危是一种道德史观、鉴戒式的历史思维 ,对清代史学有深刻影响 ;3.其以体验和体知、由独体的超越内在的性格展现了道德精神现象的世界     

浅谈恩格斯的"真正的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恩格斯的观点

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对杜林关于善恶问题、道德问题的反驳,提出关于"真正的人的道德"的观点,认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从对恩格斯所论述"真正的人的道德"的理解基础上,探寻道德的起源,对"真正的道德"和"非真正的人道德"的进行反思,对功利道德和局限道德进行批判,探讨出"真正的人的道德"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论“可原谅错误”作为诚信的道德内涵——威希特与布农斯论战的启示

19世纪末德国法学家威希特和布农斯对诚信本质的论战为我们认识诚信的内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前者认为诚信属于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而与道德无涉,后者则以道德作为评价标准,认为只有可原谅的错误构成诚信.事实上,无论从法哲学史的角度还是回到罗马法原始文本进行考察,要否认诚信之道德因素是困难的.以可原谅的错误和不可原谅的错误角度界定诚信之道德内涵是一种进步,也可以成为衡量诚信的一种标准.     

现代性的人的存在与道德存在——论阿格妮丝·赫勒《一般伦理学》

不同以往的道德哲学研究视域,赫勒将人的存在和道德存在置于现代性条件下,通过对现代性的人的存在状态的说明,进一步印证具有现代性的道德存在。现代性条件下的道德问题错综复杂,针对预设“好人存在,他们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赫勒最终给予回应,即“正视道德本身”。《一般伦理学》以理性的方式呈现具有现代性的人的存在和道德存在,其理论的独创性深化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     

法律制度的实证化与儒家的政治道德主义传统——儒法之争中的政治学和法理学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站在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上对法家思想进行道德批判,欠缺对这种道德批判是否公正的反思。重要的是,批判的热情妨碍了人们去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理学事实:法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在实际的政治-法律领域和思想领域为之努力的核心就是推动法律制度的实证化。而法律制度的实证化本身,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拒绝承认个人道德与政治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联,进而拒绝用道德取代国家政治,反对政治道德主义倾向。对于法家人物来说,国家的政治与法治乃是个人道德及社会道德风尚的结构性前提。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及其对人性的倡扬,显现了独特的光辉;与之相较,法家的思想存在狭隘之处,但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依赖关系的演变与道德人格的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思维路径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为了寻求人类自身的解放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考察,从人的依赖关系的演变为线索,揭示了人类的道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理论上重新梳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思维路径,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