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的冲突与虚幻的利益——宣告死亡申请人顺位之辨

探讨一般利害关系人与失踪人近亲属在申请宣告死亡上的顺位问题纯粹是一种误解。宣告死亡之申请人顺位之核心争点应系于配偶和其他近亲属（主要是父母与子女）的利益衡量。但配偶的身份利益实际上却是虚幻的,故法律不能为保护虚幻的身份利益而不顾其他近亲属的现实财产利益。     

宣告死亡申请人资格亟待完善

宣告死亡旨在保护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关系人利益,利害关系人利益分为财产性和人身性两类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宣告死亡申请人顺序的规定采用顺序说,体现的是人身利益优于财产利益的原则。随着公民财产性权益意识的不断提高,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冲突凸现起来,顺序说已不符合现实需要。本文透过两个实例剖析了顺序说的不足,并从权利平衡视角提出顺序有限说的新主张,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人身利益应当让位于财产利益,并根据这一原则来确定申请人资格。     

论宣告死亡与实际后果之法律冲突

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长期下落不明,会导致与失踪人有关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稳定,而且随着失踪时间的增加,这种不稳定越是加剧。如失踪人的财产由谁来保管、夫妻关系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失踪人自身的财产利益保护,而且涉及与失踪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财产利益和人身保护。本文结合我国现行宣告死亡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对宣告死亡后果与实际后果中存在的冲突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立法建议。     

关于劳动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而终止劳动合同之相关问题的思考

劳动合同终止是劳动合同法的重要制度之一,劳动者被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而终止劳动合同是其规定的情形之一,然而这一规定却存在诸多疑点。本文从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后,可能导致劳动合同的中止及其中止期间的待遇、工伤和非工伤的认定及其相关待遇问题,提出了需要在劳动合同的司法解释和社会保险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中进行规制和完善的建议,以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目的。     

关于宣告死亡的几个问题

结合我国现行的宣告死亡制度，对宣告死亡申请人的范围、顺序以及宣告死亡的效力进行了探讨，认为宣告死亡申请人范围应仅限于以死亡为要件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且他们之间应地位平等；宣告死亡应消灭被宣告人的权利能力，但需对其范围加以限制。     

权利冲突中的利益衡量与动态抉择——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权利冲突特别是同一位阶的权利冲突,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动态抉择,是一个立法、司法层面均令人棘手的难题。罗伊诉韦德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功地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在生命孕育的三阶段具体分析了妇女隐私权与胎儿生命权的消长,妥善解决了两者的内在冲突。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意变化,生命权和隐私权的平衡点在动态中微调和修正,但"凯西案"等动态调整主要限于堕胎程序等技术性规定方面,罗伊案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很难被推翻,该利益衡量方法对立法及司法中同一位阶权利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解雇保护司法救济之利益衡量——基于解雇案例的实证分析

解雇保护制度在我国劳动法制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劳资利益的衡平与劳动者权益的维护是解雇保护制度的立法着眼点.通过对若干典型解雇纠纷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解雇保护的相关立法规定仍存在一定的原则性和粗线条性,解雇保护的司法救济存在适用利益衡量原则的必要性.为防止利益衡量原则成为恣意适用法律、超越规范的任意行为,法官应在遵循必要的规范和程序的基础上,在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实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益衡平,以弥补立法的缺漏,最终实现个案的实质正义与社会的公平稳定.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与规范协调——以一起民间纠纷为例的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冲突只是社会冲突的表面现象,而行为各方所依据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由不同社会规范所保障的利益冲突才是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因为规范多元和利益多元,人们用以解决纠纷的相关途径和方法,均不过是在寻求不同规范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故而人们在社会纠纷解决中最终所能实现的也只是纠纷双方大致能够接受的结果.     

存在的死亡与死亡的存在——论海德格尔的死亡之思

海德格尔的死亡是贯穿他整个生存论哲学最基本的观念 ,对海德格尔死亡本体论的讨论 ,揭示了死亡的生存论意义 ,不仅为正确理解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野提供一个先行的条件 ,而且也为伦理学中有关死亡的争论提供一个思想源流。     

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德国公权理论发展视角下的考究

主观公权利概念源于德国,与反射利益相区别,后经学者的阐释并与联邦宪法法院、行政事务相配合,进而推动相关理论发展并趋于成熟。日本、台湾地区对此概念亦有研究①。本文通过比较主观公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的区别,意在探求行政法保障公民权利及公民寻求权利救济之法理。     

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多元利益群体矛盾协调机制的模式探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及其矛盾明显化。和谐社会,就是要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寻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化解利益群体矛盾,使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述和尊重,各自的利益能得到适当的协调,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中,才有可能保持一个社会的和谐;也只有这样的和谐,社会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能稳定和进步。     

多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霍华德庄园》中的“联结”之解读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其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在<霍华德庄园>中率先关注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这一母题,"发育不良的心"的英国人形象也因多重文化的介入而以"物质至上"的"有产业者"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未能正常发育的心灵和情感促使福斯特呼吁以婚姻的形式作为"联结"的载体来拯救英国人冷漠自私、情感麻木的心灵,给普遍疏离的世界注入温情、睿智和灵魂.     

农民利益表达和实现的有效途径——对完善“鹤壁市村情民意恳谈会”制度的调查与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鹤壁市创立的“村情民意恳谈会”制度,产生了良好效果,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身份、规范与利益——理解中国国际制度行为转变的理念途径

本文选取了身份、规范与利益这三个变量,从理念主义途径考察了中国国际制度行为转变的观念性原因.文章认为,行为体的身份状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它对规范的认知与接受,并由此影响国家利益的界定及其实现方式;规范也能够通过施加体系结构影响,重塑或强化单位个体的身份,并构建新的利益.中国的身份状况决定了它对规范的认知态度和对利益的界定,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是中国身份发生转变后对国际规范的认知与接受的过程.     

诚实信用原则的缺位与权利受损之救济——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之探讨

诚实信用原则是古典法学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它是欧洲大陆合同立法之精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密切相关,甚至起着在立法不足之情况下而补充法律之作用。     

我国农业利益的竞争法保护路径探析——兼谈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制度之改进

解决好“三农”问题,维护农业利益的合理增长是当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点之一.近年来,基本农产品价格上涨过高过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频发的原因,除正常的国内外经济大势的影响外,农业市场自身经济秩序的损害亦是其重要推手.结合我国农业产业法与市场竞争法实施的现状,认为目前农业经济领域竞争机制运行的不畅,具体呈现为农业领域竞争文化的先天不足和农业领域竞争法实施的不充分,构成了农业市场经济秩序损害的主要机制因素.为此,建议结合农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有针对地培育广大农业从业者对竞争机制的认知能力,提升其参与竞争的综合实力;同时,优化农业领域竞争法律法规的适用,认真反思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制度适用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以此构建我国农业利益的竞争法保护路径.     

利益、观念与制度：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不仅包括国家间的长期重复博弈、世界的相互依赖和大国充当准第三方实施者等利益机制,还包括路线图、协调和黏合剂等观念机制.因此,基于利益与观念基础上的制度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揭示国际制度自我实施的内在机理.     

由政策调整到制度创新——重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路径选择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内容。在分权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交互作用的体制变革时期,以政策调整为主要手段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有其必然性及制度性缺陷。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推动其必须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重构一种科学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新模式以保持深层次利益结构平衡,已成为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选择。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制度变迁的“三角螺旋”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从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三者的互动关系着手,构建了一个解释制度变迁过程的"三角螺旋"模型。这一模型将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分为六个动态的步骤,不仅说明了制度变迁如何带来经济增长和利益分配,而且对经济增长和利益分配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进行了解释,从而为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就与困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房地产税的制度配置与利益平衡——基于税收公平的视角

量能课税是房地产税法贯彻税收公平原则的基本理念,其正义价值具体体现为垂直和水平两个层面,既相互关联又相辅相成。在制度配置上,房地产税法需要在税制要素、评估技术和配套安排上加以完善,并着力解决独特国情下的若干具体问题。在利益平衡上,房地产税制涉及到财政事权、政策位序和立法改革,都需要在循序渐进的思路下加以妥适推进。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需要在确保经济稳定和实现分配正义中寻找到协调之道,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基础之上,实现税收公平目标的有效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