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成罪标准问题浅析

受贿罪的成罪标准在单一具体数额与抽象数额之间摇摆不定,单一的数额标准不能反映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亦限制了受贿罪对象范围,不利于有效打击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把受贿罪的单一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双重标准,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又出现立法标准模糊不利于司法实践统一判决的问题。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出路,但仍需在司法实践中探寻指导性案例发挥作用的具体制度设计,方能有效应对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     

试述我国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受贿罪是一种贿赂犯罪,当前发案率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加大打击力度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我国现行受贿罪在刑事立法上存在严重缺陷,给惩治受贿犯罪带来诸多不便。作者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受贿罪客观方面的立法缺陷作了翔实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于“廉政账户”的法律思考

通过对"廉政账户"设立后司法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分析,指出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办理受贿案件时应注意政策与法律的区别,严格执行刑法对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强调实施受贿犯罪后的退赃行为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完善立法关于受贿罪规定的建议:增加另一客观要件,即在法定时限内未返还财物。     

试论受贿罪

受贿罪是当前惩治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之一。本文对受贿罪的有关立法。提出了建议;对受贿罪的一系列法律规定,阐述了个人的理解;对惩治受贿罪应如何严肃执法,提出了看法;对受贿犯罪的动向和发展趋势,作出了分析和预测。     

受贿罪的比较分析及立法修订建议

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从受贿罪的罪名设置和处罚两个方面 ,分析我国刑法与港台地区及国外刑法的异同 ,并由此提出完善受贿罪立法设置的三点建议 :采取罪名多元化的立法模式 ,丰富处罚受贿罪的刑罚种类 ,制订从重处罚高级公务员和司法人员受贿犯罪的特别条款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渎职侵权犯罪与受贿罪竞合关系研究

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主观要件，受贿行为实为单一行为，并非复合行为。受贿罪与谋利渎职侵权犯罪不能形成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也不能形成受贿犯罪构成框架内的牵连关系，只能成立受贿罪与谋利渎职犯罪的数罪或受贿罪犯罪构成框架之外的牵连关系。     

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预防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逐步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实践经历了四个具有显著特点的阶段,即“三反”“五反”运动阶段,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阶段,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重视制度建设阶段和重视预防、源头治腐阶段,司法逐步成熟。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行贿受贿犯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弥补法律的缺陷,为预防和惩治受贿犯罪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通过评述国内法学界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受贿犯罪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既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不正当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与结果;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在斡旋受贿中行为人与被利用者的职务之间不存在制约关系。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

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商业贿赂犯罪立法的若干疏漏

本文从分析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缺陷入手,就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界定、罪状表述及定刑设置等同题,指出刑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上的主要疏漏及补救措施.     

国外环境渎职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借鉴

综观当今国外关于环境渎职犯罪的立法,呈现日益重视对生态法益的保护、弱化对国家法益的维护等特点。而我国的环境渎职犯罪立法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维护人类利益胜于保护环境,实践中既无法有效惩治和预防环境渎职犯罪,又难以有效保护环境。文章指出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关于环境渎职犯罪的立法规定,并提出了借鉴的方向和具体的立法建议。     

网络环境下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界限。计算机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即计算机犯罪。利用计算机进行经济犯罪与传统的经济犯罪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表现形式和特点 :一是加强技术防范 ;二是加强计算机安全管理 ;三是应尽快制定计算机犯罪法 ,充分发挥刑事法律的威力 ;四是加强教育 ,提高计算机工作者的自我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总之 ,对网络经济犯罪的防范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 ,使每个经济主体做到守法、守信的和谐统一     

论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刑事豁免制度之建构

在贿赂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的追诉中使用"刑事豁免"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阐释"刑事豁免"制度的内涵、程序、范围,分析该制度在我国适用面临的困境,在贿赂犯罪的追诉中借鉴"刑事豁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设想在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借鉴"刑事豁免"制度之原则、范围和程序等。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主要针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贪污贿赂等犯罪中的新情况,对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提出修正建议。其中既有拟增设的组织、领导传销罪等罪名,也有对现行刑法中已规定的一些犯罪在构成要件上和法定刑设置上的修正。从总体上来说,此次草案的内容是较为科学和明确的,但亦存在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的客观表现

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贿赂犯罪的最明显区别便是发生领域不同,商业贿赂犯罪仅仅发生在商业活动中。经济往来领域不如商业活动领域明确,不能用经济往来领域来界定商业贿赂犯罪发生的范围。商业贿赂所涉刑法罪名中"利用职务上便利"规定中的"职务"一词应作扩大解释,不宜作职务和劳务的区分,凡是能对商业交易产生实质影响的职务活动均能称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理解商业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时,可把是否违背职责作为限制条件予以考虑,以体现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贿赂犯罪的区别,起到限制商业贿赂犯罪外延过分扩大的作用。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存在缺陷,如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出售、购买或运输假币等罪的犯罪对象,持有、使用假币等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把制造、提供制假设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不同的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缺乏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建议修改法律降低立案标准,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增设非法运输、携带假币印版、印模罪等相关罪名,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细化刑事责任,扩大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加强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     

贿选的界定及其立法完善

在我国相关的立法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贿选，以致于贿选和破坏选举的“贿赂”两个概念混淆。本文给出了贿选的概念，并对与贿选有关的情况进行了界定，在借鉴国外规制贿选行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的比较研究--以贪污犯为线索评析我国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立法

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执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与国外立法例相比较,我国大陆刑事立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仅限于贪污罪,效力尚不及于其他身份犯,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更不涉及此类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总则中专门规定这一问题的定罪与量刑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大陆刑法典所借鉴。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人均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同时还具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每一商业贿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却积极追求并希望这种犯罪结果的发生。商业行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商业受贿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职务换取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