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后果

现代性可以分为两种理解,即“广义的现代性”和“狭义的现代性”,前者内含着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的理想之维,使之更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者因放弃了与传统、未来的相互关联而受到合法性置疑。理性主义是狭义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由传统的超验的理性蜕变为现代的工具理性,进而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态危机则直接导源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之维。     

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

本文基于哲学的维度 ,以对人的解读为切入点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中 ,分析克隆人技术应用的“能做”与“应做”,反思并祛魅工具理性 ,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笔者认为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是不可被复制的 ,克隆人技术至多只是开辟了人类繁衍、自身生命再生产的一个新途径 ;工具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与社会问题 ;试图在基因层次上确定“完人”终极标准的努力既不现实 ,又十分危险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作为一种工具理性 ,必须有其目的性价值 ;在对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采取理性谨慎态度的同时 ,应当对探究科学未知活动给予社会宽容。     

“科技作为意识形态”的反思及其启示

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其蕴涵的“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因此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对此时此地人的存在状况的漠不关心,造成人的“异化”。反对片面技术理性,倡扬人文精神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网络——社会行动：伦理社会的解析与法治社会的选择

网络一社会行动模式的宏观结构是：网络的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的“变迁”;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的“结构”;网络世界建立起的意识形态“话语”。“话语”包括简单的道德二元论划分逻辑和民粹主义。社会中层组织缺乏,及以工具理性、情感型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社会行动非理性化的直接原因。网络——社会行动的破坏性对我国的法律建设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制度化社会行动。中层组织的广泛建立,有助于习俗的建立。在习俗基础上起草与施行的法律,更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为法治社会建设找到了一个切人点。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价值指向

执政能力与执政价值内在统一于党的执政实践,执政能力是党执政的工具理性,执政价值是 党执政的价值理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价值理念为执政能力规定了价值指向,指明了执政能 力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彰显了执政能力建设科学性、人民 性和合法性的价值向度,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实践“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价值立场。     

孟子的政权合法性思想新解读——兼对有关孟子政权合法性思想两种理解的评析

长久以来,学界都存在着有关孟子是否主张民主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孟子主张“主权在民”,反对者则大多认为孟子主张“君权神授”,与周公相同。实际上,“主权在民”与“君权神授”都是有关政权合法性(legitimacy)的理论,都以“政权应该由谁掌握”的价值判断为其核心。争论双方所提供的论据并未包含这样一个判断,而俱由实然判断构成。故其并不能反映孟子的政权合法性思想,双方对各自观点的证明并不成立,其对关键文献如“天与人与”等节的解读存在错误。孟子实际主张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在于统治者道德上的成就,并以超越的“价值之天”(而非人格神)为其终极基础,民意并不能直接作为合法性的依据。孟子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人民民主、打破西方国家对民主价值的垄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     

关于“工具理性”问题的反思

工具理性是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科学“设计”,是对自然的数学化、抽象化、实证化处置,这就导致了科学技术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与二律背反;但在现代科学中,科学技术理性在发展其工具主义特征时,也在发展其与人的自由存在相一致、与伦理学和美学追求相容的其他功能,而导致向实践理性的延伸和向大科学的扩展,使上述矛盾逐步得到解决。     

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忧思

科学技术具有“双刃性”特点:既造福人类,又祸患人类。科技的负面效应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忧患。正确认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开拓科技与人文的新视野并确立协调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新途径,从而使科技在人文的关照下实现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科技发展终极目标。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三个维度及其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包括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文化心理批判维度主要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基础上,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极权人格、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探索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技术理性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本质与缺陷,探讨了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与现实根源,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沦为一种控制和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批判维度主要揭示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反驳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丰裕、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过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化为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和个人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转化为合法性危机,因而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前提就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并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     

科举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

科举制在其"历史存在"的绝大多数时段内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科举制的合理性包含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两个层面;而科举制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其合理性及其合利益性与合道德性.清末中西文明冲突带来了科举制的合理性危机,而这种合理性危机又导致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其合理性与合法性遭受严重危机的近代境遇下,科举制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未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换而终被废止.探讨科举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是理性评价科举的必然要求.     

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意识形态论探析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 ,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 ,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 ,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 ,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发展前景论比较研究简

马尔库塞在对工具理性和现代科技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它的解决办法。要消除科技造成的对人的压抑和单向度状态就要超越于工具理性,用新的感性和爱欲解放来进行拯救。哈贝马斯建立起新的合理化框架。新的合理化就是交往合理化,就是强调相互作用的重要意义,恢复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要实现交往合理化就需要建立民主公正的对话秩序,实现话语民主,科技也应当参与其中改变自身过去傲慢的态度,与人们交流关注人们的需要。     

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

从口语媒介、文字印刷媒介到现在由电子技术主导的新新媒介,媒介技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新出现的媒介总会传承旧媒介的优势,克服旧媒介的弊端从而完成媒介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媒介又在不间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社会及人本身。媒介技术能为人类信息的传播插上科学的翅膀,但显然,翅膀飞翔的目的地应是人类信息文明的殿堂,而非简单的技术工具或者工具技术的作坊。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只有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实现其健康发展、更好发展,才能凸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理性是教育对社会起作用的一个深层原因,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代科技教育导致了理性的畸形发展——单极发展,这使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都是极度功利取向的,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整合困难。改革教育,重构理性统一体,进而实现社会系统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