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间学术与汉代中央学术的关系

本文对河间学术与汉代中央学术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虽然河间之崇儒实为汉武帝崇儒之先声,但二者在崇儒问题上仍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河间学术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河间学术的衰败是随着河间献王的去世而归于沉寂的,并非是汉武帝高压政治的牺牲品。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学术职业的思考

19世纪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使职业学者阶层得以形成。他们不仅在大学的学科制度中获得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 ,而且形成了学者阶层独具特色的制度文化。而随着人类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 ,大学职能的进一步分化使学术职业发生转型。学术职业的传统和特有的价值理念与无情的现实使学术职业充满矛盾。在当代 ,大学教师任命的方式、职务的安全性、教师管理制度等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     

略说黄老学派的产生和演变

黄老学派大约是产生于战国中期,在老子思想出现之后,从老子学说中分化而出的一个学派。(依我看来,老子的一些思想可能产生较早,而形成完整的学说和《老子》成书的年代可能晚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用另文探讨。)《史记》记载:“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老庄·申韩列传》)     

柳宗元的墨学观

唐代思想解放,诸子学说重兴,沉寂多年的墨学亦受到重视,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墨学做过研究。柳宗元曾辩墨、佛之优劣,提出“墨不如佛”,又曾就墨学流传加以研究。柳宗元“儒佛同道”、“墨不如佛”诸论的出现,既受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儒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与彼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术背景相关联。     

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刘师培论魏晋

魏晋六朝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刘师培的研究在此领域中具有奠基作用。从各个方面对于魏晋六朝的地位进行了肯定,开启了从思想自由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先河,后经鲁迅等的发扬,魏晋六朝思想遂成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文章对刘师培在此领域中的开拓性地位进行揭示,对其在魏晋思想研究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行肯定。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朱德的科学文化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朱德选集》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朱德同志重视科学文化的重要思想,他深刻地指出学习科学文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强调要珍视人才、办好教育。在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这些思想,特别地必要和迫切,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发挥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柳永都市风情词的历史价值与民俗价值

都市风情词是柳词的一个重要的题材类型,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其中的某些歌功颂德的内容,这类作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冷遇。实际上,这类作品所歌颂的,不仅仅是某个皇帝或某个地方大员的功德,同时也是一个承平而富庶的时代。其所歌之功与所颂之德是有历史依据和认识价值的。这类作品对北宋东京等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与节令风物的描写,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内容。     

刘安对"淮南文化"发展贡献论略

淮南王刘安不喜声色、游猎、犬马,一心向往学术,撰著异常丰富,目前能见到的汉代典籍著录刘安等人的著述文目共计有21种。刘安传世的《淮南子》、发明的豆腐,分别为人类贡献了一份精神财富、一份物质财富。文章从刘安与汉代淮南作家群;刘安与淮南地区的成语典故;《淮南子》与花鼓灯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刘安对淮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庄子》内七篇之篇名由来问题的再检讨

《庄子》内七篇的篇名由来问题是现代庄学研究中的难解之谜。张恒寿、崔大华先生对此都提出了重要见解。通过把内篇的七个题目叠合起来所透露出的精神内蕴与《淮南子》的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刘安、刘向各自的身份和思想特征,以及他们分别所处的西汉早期和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特点,可以推断,内七篇的篇名极有可能出自刘安之手,而不可能是刘向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