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难问题辩析

挪用公款罪是 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增设的罪名 ,1979年的刑法典未作规定 ,1997年刑法典将该罪纳入其中。为便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该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8年 4月 6日作出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应是其构成的必备条件 ,不能将私有公司、企业视为个人 ,注意区分营利活动与违法活动之界限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规范路径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民法院一般依循"违反强制性标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路径展开司法续造。强制性标准不具备"法律属性",并且从技术、效果上讲,强制性标准不得也不能被拟制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能作为判断"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的媒介。应当将强制性标准归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其规范合同效力的应然路径应当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社会公共利益。当违反强制性标准且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合同无效。《民法总则》施行后强制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应当通过《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条款进行判断。     

关于盗窃虚拟财产的价值及其行为本质的分析

所谓虚拟财产,是指以数字化为存在方式的财产。它同非虚拟财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只能以二进制的逻辑结构为存在空间,而不能以具有时空性质的物理空间为存在方式。因此,虚拟财产的真实性存在于网络技术环境下的虚拟真实,并非存在于思维中的虚构假象。虚拟财产的价值体现,必须经由从虚拟到现实的转化过程。尽管如此,它的获得主要通过人的劳动并伴随财产投入;它通过真实货币的兑换方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当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发生时,行为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受害人承受着实际经济损失,并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在本质上与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相同的,并不存在适用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盗窃罪条款的障碍。所以,此类行为应及时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     

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第十六条中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同时,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与之相分离而另行规定于第十七条之中,并引入“不可抗辩条款”,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保险法律稍度有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趋向.然而,该条规定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与缺陷,应该对告知义务人范围,履行告知义务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以及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给予进一步的完善.     

从个案分析公款借贷与挪用公款罪的关系

挪用公款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近几年随着我国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挪用公款罪也成为高发犯罪。但是,如何区分挪用公款与公款借贷,是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文章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分析,指出挪用公款罪与公款借贷的不同之处,为正确理解法律规定提供一定的法理依据。     

简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所特有、贯穿刑法规范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根本准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本文试就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和探讨。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罪刑法定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作为法律规定的原则,最早体现于１２１５年的英国大宪章。该宪章第３９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拘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     

类推:当代德国法中的证立方法

类推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证立方法,文章在区分类推之结构与功能的前提下展开.类推的特别结构是:它以一项调整与待决案件相似事实的既有规范(类推基础)为出发点,通过一般化得出一项适用范围更广的规范,从而将待决案件涵括其下.类比"推理"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要求,其法律确信度取决于类推基础的一般化是否足以令人信服.应与类推结构相区分的是它的功能,它作为证立手段,既服务于狭义的法律适用,亦可作为法官进行法律续造的手段.一直以来,默示类推与明示类推都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中的证立形式之一,大多数类推的适用与拒绝都是以结果导向为前提进行目的衡量的产物.区分类推的结构与功能同样有助于解决刑法和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问题.     

论“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

“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是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结合体.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可以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相关规定,辅之以刑事司法实务需要的标准来判断.暴力性犯罪是指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根据暴力是否作为构成犯罪的唯一手段,暴力性犯罪可以区分为纯正暴力犯罪和不纯正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性犯罪撮合在一起的立法技术存在一定质疑,这未能准确反映当前刑法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应当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将其与暴力性犯罪并列作为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犯罪.     

刍议大数据时代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大数据时代给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带来风险隐患。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过度收集并二次开发利用的现象。我国目前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款较为分散,对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不明、法律法规协同性差、法律适用范围狭窄、刑法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应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规制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制度,成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机构。     

论日本刑法中的占有

占有是日本刑法夺取型财物罪中的基础概念,日本刑法中的占有要素包括事实性支配和占有意思两个方面,但客观要素在占有的认定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有的认定受社会一般观念的影响。在占有的归属方面,日本刑法学说和判例主要涉及到上下主从关系人之间的占有、共同占有、被封口委托的包装物的占有,以及死者的占有。刑法中的占有与民法中的占有无论在性质还是占有结构上都存在差别,这主要是由于刑法的目的功能和法律特性不同于民法。     

论推定的复合性

什么是推定历来是学者争论的话题。有人认为推定是推理、推论、假定或拟制;有人认为推定是规则、制度或司法证明的方法。本文认为这些有关推定的观点,在各自的范畴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囊括推定的多重属性,推定在法律上的定义应当反映其性质的各个方面,指由一定事实的存在经推理而认定另一事实存在的证明方法或结果,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法律规范和制度。     

论公司除名制度中的事由界定——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

除名事由之界定关乎公司除名制度的完善程度。就法律规定的除名事由而言,应当注重定性规定和定量规定。就公司章程所规定的除名事由而言,其应当来自法律的概括授权,且内容不得违反关于除名事由的定性规定,同时,除名事由条款应当经全体股东同意方可成为公司章程条款。就公司选择的其他除名事由而言,除肯定公司可为此种行为之外,应当在除名程序上由法院对该类事由进行审查。《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应当在除名事由的定性问题上予以修正,同时扩大除名事由之列举规定。     

对高校学生管理旧有模式的突破——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旧版《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与人权和法律相抵触的条款进行了撤销或者修改。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关于学生管理的条款,不仅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而且了体现了法治精神。     

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是交际最重要的桥梁和工具,法律的制定和公布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法律的目的是规定权利和义务,而法律语言是法律的主要表达形式。因而,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要求法律语言必须精确、严谨。然而,在法律语言中,模糊词语或模糊表达也规定着诸多法律条款和具体事由。大量的模糊语言存在于法律语言中,对法律语言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从语言学、语言哲学、认知学、法学的角度对法律语言模糊性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论同罪余罪自首的刑法规范

自首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是刑罚人性化适用的充分体现,对于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刑法》确立了以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为主要内容的自首制度。但目前学界和司法部门对同罪余罪是否应当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则间接否定同罪余罪成立自首。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本标准,现行司法解释曲解了《刑法》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同罪余罪的自首属于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范畴,同样应当适用《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规范而成立自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刑法》的自首制度也应当做出应有的回应。     

简论《惩治贪污贿赂法》(草案)“诸法合一”的立法形式

正在准备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惩治贪污贿赂法》采取诸法合一的形式,将有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融合在一起,分为总则、犯罪与刑罚、诉讼程序、附则四章,将十年来司法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增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所无法包容而实际斗争又迫切需要的一些法律规定,并适度地注意了立法的超前性和规范性,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没有解决的诸多矛盾,成为打击贪污贿赂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这正是立法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     

后TRIPS协定时代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国际化及中国立场

在所有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中,TRIPS协定首先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程序条款,尤其强调了针对盗版犯罪的刑事处罚,开启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时代。在后TRIPS协定时期,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欧盟、美国、法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都通过不断地立法修法来满足著作权保护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大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力度,进一步推动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制度也是在后TRIPS协定时期、在缔约国义务的压力之下确立起来的,面对著作权刑法保护不断加强的国际化趋势,中国的著作权刑法保护应坚持国际化基础之上的本土化原则,坚持刑法谦抑之下的适度性原则,积极构建新时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著作权刑法保护文化。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电子商务中的适用

电子商务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电子商务中的不正当竞争层出不穷,对其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可以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从而起到兜底保护作用。在依一般条款认定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在遵守一般条款一般的适用方法的前提下,结合立法目的,考虑电子商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妥善平衡经营者因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试论检察机关行使免诉权的弊端

免诉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于那些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做出免除刑罚裁判的一项权力。这项权力在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并实施以来,在执行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10年的司法实践,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所带来的后果,也使司法界产生一些疑惑和争议,它在行使这项权力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一、检察机关行使免诉权与检索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相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同时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