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续）

本文按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了甘青藏族形成后,在元明清时期对甘青藏区的经济开发做出的贡献。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 ,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 ,结果不仅使明朝丧失了统一西域的良机 ,而且也加重了河西防务的压力。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 ,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有效地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 ,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     

北宋真、仁时期甘青藏区的民族法规初探

宋真宗、仁宗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北宋竭力经营甘青藏区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迪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藏区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此法律规范对当时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甘青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以玛尼石刻和敲铜工艺为例

本文通过对甘青藏区传统民间手工艺中的甘南玛尼石刻和青海湟中敲铜工艺的田野考察,对两类民间工艺的制作工艺、宗教信仰背景、生产模式、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并且对甘青藏区的传统民间工艺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进行反思。     

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

精确识别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是打好四省藏区整体扶贫攻坚战的首要环节。在构建涵盖川甘青结合部藏区48个县2009年到2015年经济社会数据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基础上,借助ESDA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和俱乐部趋同效应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的经济发展具备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叠加"特征;表现为整体发展不平衡下突出的"抱团集聚"现象,同时区域整体符合俱乐部趋同发展规律,但在次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以经济发展空间为尺度的高-高和低-低俱乐部组团,空间俱乐部趋同速率分别为5.3%和11.2%。     

清朝对甘青土司经济层面的治理

清朝对于甘青土司经济层面的治理是清代甘青土司治理的主要措施之一,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从康熙末年开始的清查土司、寺院田土,造册定赋,始行起科;二是相继制定了一批监督措施,从制度、法律等方面限制、监督土司。清朝从经济层面治理甘青土司,一方面大大消弱了土司的经济基础,迫使甘青土司难以拥有大量土军,难以对土民实行超经济的剥削,难以维持对土民超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司在经受经济治理后,逐步向平民化转变,部分土司形同虚设,而土民则直接接受国家治理,打破了国家—土司—土民的三元政治结构。另一方面,从经济层面治理甘青土司,也为清朝政府增加了巨额的财税收入。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

安多藏区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     

村规民约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

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关涉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具有传统规范的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点,归纳总结了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现状、问题和特点,探寻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应用之可能。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特点、成就和经验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思想特点、继承关系、治理成就、主要经验及失误,并对其进行了评价.文章认为,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摸索到了国家与民族、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规律,具有超时代、超地域、超阶级的普适性,如国家屯牧制,土官、土司制,金瓶掣签制,灾荒应急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可以在民族区域的治理中借鉴.     

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先在甘青藏区用兵,以此为立足点,继而广泛招抚藏传佛教各派高僧来朝输诚,同时派遣使者招谕吐蕃各部,尤其重视已归附的藏区首领、内地的佛教高僧参与入藏招抚。对前来归顺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视其原职务地位高低予以相应的封授。上述治藏方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大于实际管理意义,但也存在着与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不相吻合的憾缺。     

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对比研究

从甘青与辽西地区史前时期陶器的主要器形、陶质陶色、制作方法、纹饰等方面对比研究,从陶器的角度分析两个地区的先民是否存在文化交流。通过初步研究表明辽西地区的彩陶受到了甘青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彩陶的影响,甘青和辽西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新中国初期藏区基层治理的国家化——以青海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启动了基层治理的国家化进程,当时藏区社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纳入国家的制度体系。历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实践,在藏传佛教宗教权力与旧制度世俗权力交织以及新秩序尚未巩固的场域中,最终完成了藏区基层治理的国家化。本文以青海藏区为具象考察对象,从实施基层治理的主体——党员干部队伍的构建为视角,最终概括出新中国初期藏区基层治理国家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确立、原有地方权力整合和执政合法性巩固等方面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进而为当下加强藏区乃至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提供历史启迪。     

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是指以内地茶斤交换藏区马匹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以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最为完备。本文从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茶叶运输、茶叶贮存、茶叶销售的有效管理,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等方面,阐述明朝政府通过熟练地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藏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论清代乾隆朝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

清雍正二年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政府立即加强了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和管辖.至清朝中期乾隆朝期间,清政府在继续实行雍正朝政策的基础上,依据全国及青海地区的形势,对青海藏区社会实施了具有弹性的政策.文章依据相关史料,探讨了乾隆朝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方略.     

藏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评估维度与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文章通过梳理影响藏区社会稳定的诸项要素,创新发展社会治理所必须的地方性知识框架,倡导藏区社会治理以传统社区为平台,由此探索维护藏区社会稳定的治理途径。     

藏医药学基础理论简介

藏医药学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藏族劳动人民和广大藏医药工作者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科学不断交流的结晶;它曾受祖国汉族中医医学较深的影响,也吸收了古印度等外国医药学的许多精华。千百年来,在它流传的广大地区(从西藏,川康、甘青藏区一直到蒙古族地区),为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