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均衡: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博弈是其焦点;本文通过征地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益博弈中所处的地位,论述了农民处于弱势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乏理性,并从制度理性出发对失地农民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制度均衡

三农问题是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问题，土地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个体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从根本上制约着农业的相关进程。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归根结底是利益博弈问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者之问的利盘再分配，是一种制度非均衡一利益博弈一制度均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本文尝试借助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将影响我国土地政策的相关博弈因素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三部分，并对三方的效用函数进行剖析，从而对现阶段的土地流转制度作一系统梳理和分析。     

行业协会职能的经济学分析

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其集体利益有相容性和排他性两种，相应集团分为相容性集团和排他性集团。相容性利益主体之间是正和博弈，排他性的利益主体之间是零和博弈。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府职能观评析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国家起源角度认为,政府具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提供各种制度安排,尤其重视产权制度安排。政府职能作用的范围要适度,仅限于产权界定不清的经济领域。新制度经济学政府职能理论运用成本-收益分析解释政府干预的程度、突出制度理念、强调政府经济职能等观点都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但它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忽视制度的消极作用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成本理念缺乏可操作性等等。这表明我们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有针对性地加以借鉴,不可盲目照搬。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农业税取消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几种思路。展望土地制度变革,探索农村集体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对农村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是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落实为保障,必须与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     

农民增收问题的制度经济学解析

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内生变量,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要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农地制度的创新,应完善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归属问题;农产品流通制度的创新,应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产品流通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应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原则;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应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三农"发展的金融环境;还要破除户籍限制,逐渐消除城乡就业条件差别。     

略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及启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联产承包、农地流转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土地确权与分置等阶段。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次变革表明,国家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变革必须充分尊重和平衡农民的意愿,必须尊重"公平"与"均衡"原则,妥善处理和平衡各阶级、阶层、集团之间动态的利益较量与博弈。在中国新时代,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多方位、多层次变革以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如何设计与变革将是焦点和难点,并要切实加强当前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变革政策的解释与宣传。     

新中国农村土地政策评析

新中国土地政策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变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期,二是变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时期,三是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行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时期。第三个时期即新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成功的,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功不可没;但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去加以解决。     

论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与农民利益保护

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然后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分析,进而对征用农村土地问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博弈论视角下居住证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分析

居住证,从表象来看是中国管理流动人口的一种主要方式,从本质来看凸显出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居住证与暂住证制度、收容遣返制度等制度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从博弈论的视角透视居住证制度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博弈关系,并通过这些利益博弈关系的分析,结合其他学者研究的成果,对居住证制度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虽然居住证制度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制度,但是其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必将消亡。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分析与启示

基于分配冲突视角下的新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产权结构-行为选择-经济绩效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得到如下对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方式有益的启示:其一,农地制度始终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绩效的核心因素,其中由农地产权决定的农业剩余分配问题是构建科学合理农地制度的核心;其二,国家须适当参与农业剩余分配,落实农民应有土地财产权益;其三,农地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需做次优选择,最大程度地释放提升资源分配效率的制度潜力;其四,控制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引导农民内生的制度变革需求和认知选择。     

人地结合模式与农村经济效率

结合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这两种生产要素开创出一种分析生产效率的崭新模式———人地结合模式,将人的组织形式与地的组织形式排列组合起来讨论,证明＂人分地合＂的模式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流转以及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等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的作用与存在问题探析

农村集体土地登记是农村地籍管理的基础工作,是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促进集体土地流转,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通过探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的主要作用以及现行登记体系存在的不足,提出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登记制度的建议。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具有现代功能。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化,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可以形成农村土地资本与城市金融资本合理、良性的流动,打通农村土地市场与资本的对接通道,盘活农业部门的各种资产,维护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与思考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在产权制度、流转制度、财产制度等环节暴露出很多问题。创新农村土地制度,释放农村土地生产力,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坚持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模式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不同利益主体对乡镇企业用地的影响分析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行的乡镇企业用地制度滞后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用地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对乡镇企业用地价值取向的异质性,驱动了乡镇企业用地问题的凸显。不同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异质性和冲突是由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不健全、土地管理法规不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不合理等综合因素造成。     

在宪政框架下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是当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而农村土地纠纷则是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农村土地纠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机制时,不能仅限于对土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这个机制必须能够容纳和消解土地制度以外的东西。概括地讲,就是要在宪政的框架下,在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的基础上,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劳动参与在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产数量增加0.3%。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作用在南北方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劳动参与仅对南方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增加0.2%。本文认为,南北方地理禀赋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是女性的经济贡献存在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的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也对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问题分析

土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农村妇女由于传统习惯和文化素质的影响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所以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更为重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和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农村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关注农村妇女权益保护、对侵犯妇女权益的原因进行阐述和法理分析,明确农村妇女在家庭承包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对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Land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Families

We use oral history materials from elderly rural people aged over seventy to analyze the circumstances of rural family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prior to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mid-1950s; during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1950s to the 1970s; and under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the late 1970s. We find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nuclear family did not involv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sense. As an early state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fter 1949, rural collectivization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organizational pattern of traditional family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and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uctures under the patriarchal system, launch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tructural transition in the family. This explanation differs from the classic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of family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