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现代启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有益的原生态智慧。贵州的少数民族崇拜基本上是多神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尽管其生态直觉有相当大的朴素性、原始性和神秘性因素,但它是民族地区人民对自然、自我的把握和理解,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伦理视角,有利于人们在树立起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建设生态文明起到有益的作用。     

理性、行为与社会——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三个向度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对对立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概念的区分,解释了合理的理性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工具理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的区分,解释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双重概念区分,解释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确把握三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主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     

两种政治审慎与政治话语的古今之变

审慎是对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在思想史上有两种差异甚大的方式，并由此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古今之变。亚里士多德的审慎，它要求人们结合一个总体的根本善去把握具体情境中的善，而一个人的本性只能够在一个有法律和正义的城邦（政治）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只有在伦理与政治统一的世界里，这种审慎才是可能的。但马基雅维里诉诸“命运”概念，强调政治世界的偶然性与冲突，割裂政治世界与自然目的之间的关联，政治审慎由此转向了政治领域的自身逻辑，关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真理”，以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善的理念或永恒原则去指导政治行动。     

理性的假设:主、客体关系

不同理性包含不同的主客体关系假设。工具理性的假设是主客二元对立 ,它赋予工具理性能有效地操作客体 ,但工具理性却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儒家理性的假设是主客合一 ,但它使人在面对客体的约束时无能为力。交往理性的假设是通过真诚的交往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上达成共主体关系。它能克服工具理性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状态 ;但这种借助语言的交往无法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 ,要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待于理性的进一步发展。     

论早期儒家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

早期儒家的王道政治是价值理性的体现,霸道政治则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征。早期儒家在对天道、历史和人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王霸之辨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选择了价值理性,儒家的这种选择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基本的价值倾向,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     

现代性视域下的佛教生态智慧

全球性生态危机,极大地影响人们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造成生态危机甚嚣尘上大抵有四股思潮:忘却存在家园的"发展至上主义";迷失生命价值的"消费享乐主义";工具理性膨胀的"唯科学主义";僭越天人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佛教主要是作为一种调节世道人心的人间宗教,但其并不缺少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智慧。事实上佛教"净土论"可以对"发展至上主义"进行纠偏,使得发展朝着建设美好家园方向前进;"佛性论"可以对治"唯科学主义"对世界的祛魅;"解脱论"可以对"消费享乐主义"进行有效遏制,让人们明白生命真正价值之所在;"缘起论"有助于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僭越,让人与自然关系处于调适状态。在现代性视域下,汲取佛教生态智慧有利于促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全新的真实--"七月派"小说的审美特征管窥

“七月派”的小说创作需要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认识。“七月派”的小说创作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 ,但又有新的拓展。这集中表现在其小说对文学真实性全新的理解与把握 ,在具体的作品中 ,这种真实性体现为再现之真与表现之真的深度融合。     

当ChatGPT“闯入”劳动场景:人机互动、空间争夺与价值重塑

人类依靠对技术和媒介的想象去形塑人工智能技术,希望机器能够成功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场景。但是,以辅助之姿进入人类生活的机器却逐渐超越原本的中介角色,成为劳动场景中与人类互为宰制的主体。从媒体等同理论视角出发,机器的“拟人化”反而使得人类成为机器观察世界的感知器,这种互为“幻肢”的新型共生关系为破除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契机,但也造成了人类对劳动空间和劳动价值的焦虑。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其物种优势、逆恐怖谷效应和超验的类人智慧,在劳动场景中唤起人类在工作空间、社交空间、潜能空间被剥夺了权力的恐惧。如果想要在文化社会意义上减少这种焦虑恐惧,就必须要重新理解劳动价值的物质与精神二重性,以社会赋值取代市场赋值,从崇拜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回归人性主体的价值理性。     

论道家思想与后世文学审美观

以老庄为宗的道家思想提出“道”是万物之源,对道的认识在于“观道”和“体道”。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心灵体验这种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从而确立了人对待世界的审美方式。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下,文学理论提倡“自然平淡”,并将“自然”或“素朴”视为审美标准之一。     

道与中国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道既指天道,也指人道.天道作为宇宙、自然的法则,属"必然",人道作为理想、规范,则表现为"当然".以道为视域,世界"是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世界"怎么样"与人应当"如何做"等问题,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相对于"技","道"超越了经验之域而表现为形上的智慧,由"技"而进于"道",既指超越界限、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又指从知识走向智慧.对真实世界的整体理解,同时表现为一个"以道观之"的过程,后者意味着以统一之道为视域,扬弃和克服各种片面性,不断达到道的智慧.对中国哲学而言,道所内含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而道与人的关联,具体又展开为实践的智慧.以"志于道"为形式,道进一步还涉及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问题,后者进一步指向人格的培养和完善.     

控制与平衡——对科技的反思与负效应的批判

一旦从文化系统的高度来审视科学技术本身,采取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方式,把握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并对科技的负面效应进行批判,就能在此基础上,探究科学技术以实验室这种单向度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点,并找出科技负效应的根源,探索从多方面来控制与平衡科技的负面效应,消除与限制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从而实现人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和永续发展。     

教学设计技术理性批判的反思、重建及意义

教学设计技术理性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目前存在很多方面的误区：把以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媒体技术和教学模式的程序性、可控性等当成了教学设计技术理性的代表,体现了批判者对技术和技术理性等概念理解的狭隘性倾向;将教学设计技术理性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又缺乏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应该对教学设计技术理性的批判进行深刻的反思,结合技术理性的特征及功能,对教学设计技术理性的概念进行合理的重建。重建后的教学设计技术理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担负着对教学设计直接的理论指导作用和体现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性意义。     

“自然的主体性”——现代主体性的新自然主义消解

后现代主义力图消解现代主体性,而新自然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把主体性从人引向自然。"自然的主体性"所包含的重大的理论价值在于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消解,在还"自然之魅"的同时,还人以真正的生活世界。这种消解的可能性来自对主体性的存在论追问与重新理解。     

两宋天理论的政治哲学解析

两宋时期的思想家用形而上学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了“天”与天道,把“必然之天”从可感意义上的“天”分离开来,为可感世界建构了一个逻辑的前提,从而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和把握了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和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两宋时期的“天理论”,表明了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最终完成了逻辑化的过程。     

现象学与“对世界的信任”——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世界无疑是现象学的一个核心论题,现象学试图克服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中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感。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作为一种自然态度,贯穿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意识。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作为一个预先给予的境域,则是一切其他世界内存在者得以显现的前提。但这两位现象学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澄清世界的论题。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将对世界之存在的信念悬置起来,并将世界本身看成是意识的意向相关物,而海德格尔则反过来认为,人作为此在原本就在世界之中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感也构成了他的原初存在方式。尽管如此,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没能真正克服现代哲学中世界之丧失的危机,重建人对世界的朴素信任。     

实践、应用与真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批判诠释学的价值和意义

批判诠释学把诠释学的理解、解释活动与批判、反思活动联系起来,突显了诠释学的实践、应用与沉思真理之功能,在理解的诠释活动中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式古典智慧,促使诠释学由意义的理解走向对遮蔽正确理解因素的深层解析,从而开掘出诠释学的理性重建功能,在现实层面上实现了理论批判与实践重构的对接。如此一来,批判诠释学被发展为一种综合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用"实践"、"应用"和"真理"三个概念来表示。     

约翰·克莱尔诗歌中自然对理想的重建

约翰·克莱尔细致摹写自然是为了重建理想.对阿卡狄亚的憧憬是英诗传统的一部分.克莱尔的理想是依托于对自然的描写,在精神世界中构建人与自然水乳相融的纯净的天堂.诗人观察到人类与自然不和谐的一面:人类欺凌自然,自然带给人类艰辛.他希望以理想状态的审美化解这种矛盾,平静审视世间的一切.克莱尔之“真实的理想”就是立足在坚实的大地上,仰望苍穹.     

自然的发现

洛伊德提出"自然的发现"作为科学诞生的标志,但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实证主义的阐释。实际上,"自然"一词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由"本性"向"自然界"的转义过程。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指通过追究本质、根据的方式来把握存在者之存在,二是指通过与制作物的对比开辟出一个被称为"自然物"的存在者领域。"自然"作为希腊人最原始的存在领悟,经历了一再地跌落。本来属于内在性领域的自然,最终反而成了外在性本身。中国古代未作出这种"自然的发现",因而未成为科学的故乡,这不是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从生命意志到死亡意识——庄子与叔本华死亡智慧相互诠释

庄子与叔本华之死亡智慧,源于人类的生命意志,人类在此无论如何终归逃不脱人生大限。人在彼岸世界,凭藉着"灵魂"与"气"之氤氲,导引出庄子生死轮回观的真谛;叔本华则用自然不灭原理来证明人类的不灭性(轮回)。世界作为个体有生有死,但是我们人这个类、这个物种、这个理念却是永远不灭的。文章讨论了庄子与叔本华以不同的方式和跨越时空的死亡理解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