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探究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考查翻译实践活动,认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行动本质,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操纵。本文着重探究后殖民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旨在寻求反对文化霸权、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方法和途径。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透析文化翻译与翻译中的文化渗透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二者关系密切.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 也涉及文化问题,现今翻译被认为是一种以跨文化活动为目的活动.因此,翻译研究无疑应置于文化研究的大环境之下.而所谓的文化翻译就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结构"与"超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翻译文化效应研究视域下马丁·路德翻译思想的文化解读

从翻译文化效应的研究视域出发,对马丁·路德的翻译思想进行文化解读,可以看出:在翻译思想上,马丁·路德主张,用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翻译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翻译必须强调灵活性;翻译必须集思广益.在翻译实践方面,路德的翻译实践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德国产生了重要的文化效应.     

中国语境下的翻译学文化转向解读——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

本文梳理了翻译之文化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指出将翻译研究置身于文化语境加以研究,跳出单纯的语言层面的微观研究,将有助于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的翻译活动发挥更强大的沟通交流功能。在文化学派已是西方翻译理论主流学派的今天,本文以后殖民翻译学派为例,分析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对于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也期望通过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及其多样性的探讨,对目前中国译界有争议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设＂课题的讨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翻译生态视域下的后殖民翻译解读与建构

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日益频繁,以强势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对以弱势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日益凸显,这种文化霸权破坏了文化交流的平衡,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有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有必要构建和谐翻译生态观,并在此指导下进行和谐的翻译活动。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批评

通过对翻译研究历程的回顾,进而从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同历史、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实践活动的外部因素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的强烈的政治性,也使翻译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全球文化既有着趋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多元文化才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文化研究与文化翻译

“翻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字面翻译，二是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文化翻译。”犤１犦比较而言，文化翻译比字面翻译界限更广，难度更深，因为文化内涵的准确传达除了单纯的语言能力之外，还需要极其重要的一种能动阐释，即要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准确的重新整合和解释。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体系。它们不同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决定了语言不同的选择方式和不同的组合方式。以中国古典文学的…     

基于后殖民语境下的林语堂文化翻译观解读

文章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受西方话语权的隐蔽制约.其翻译策略及文化身份定位,都显示了林氏未能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用西方的期待视野来阐释中国,有对应依附的后殖民色彩.     

“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凸显了翻译的重要性.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构想,从语言文化角度,分析了对外宣传的新形势、新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外宣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尝试从如下角度提出优化外宣翻译的策略:一是注重地域文化研究,提升外宣翻译内容质量;二是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养外宣翻译人才;三是借助网络科技元素,搭建语言转换平台;四是提高企业外宣能力,发挥中国元素资源优势.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翻译领域语言层面研究与文化层面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领域里,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各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方式和目的,分属一个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可以共存。语言研究关注"怎么译",属于应用翻译学,其价值在于前瞻性和规定性,在于对实践的一定指导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机器翻译。文化研究关注"为什么译",其理论价值在于后顾性、描写性和解释性,在于对翻译现象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于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回到以语言转换为全部内容或"本体"的老路上去。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谈影视翻译

运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从影视翻译的特点和原则出发,对影视翻译过程中应侧重的几个方面:如片名的翻译,语言的提炼,文化因素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译者应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努力实现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的文化功能等值。还指出译语文化是决定翻译的因素,成功译文应以译语读者为中心,注意信息传递的效果,即读者的接受性。译语观众与原语观众心理接受反应和谐一致,是影视翻译最高标准。     

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其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翻译研究从语言的内部层面走向了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由此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揭示。我国翻译研究有必要全面反思中外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找出一条既植根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又借鉴到西方先进理论的研究路向。中国的翻译研究应当在走出边缘、争取自身话语权的同时谨防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力图寻求与西方话语的真正对话,达至多元共生,互动互补,从而获得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方法论的启迪。     

翻译的文化之维:"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翻译的政治"的讨论能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语言桎梏中走出,而步入不同文化碰撞、对话、交融的思考中,对于促进"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研究中的"泛文化"观点质疑

当前的翻译研究中存在一种“泛文化”现象 ,即以“文化移植”界定翻译的本质并建立翻译的批评标准。文章根据文化的概念和翻译实践指出 ,有些文化内涵难以移植又并非所有文本都有文化要素需要移植 ,因此文化移植不能准确界定翻译的根本性质 ,也不能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客观标准     

谈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探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译出文本的世界性 ,而文本的语境规范着译者及其翻译。另外 ,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显示其社会意义和创造性。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者的批评启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抹平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面临危机 ,东方文化重新书写身份之际 ,译者应通过翻译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译者在译介西方文化时 ,应对文化产品合理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