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读陈衍的《戊戌变法榷议》及其他

戊戌变法已经一百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它如果成功，历史将要改写，中国可能成为日本模式的中华帝国。戊戌变法失败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清王朝终于被推翻。戊戌变法失败的征兆，在变法前已经很明显。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同康梁划清了界限。陈衍在北京参加会试时就对林旭说：“时局会有变”（《石遗室文集》卷一）。有识人士看到，对立双方力量悬殊，慈禧实权在握，而光绪则徒具皇帝空名而已。辜鸿铭评论康有为“只想通过一个单一的改革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欧化中国。”（《辜鸿铭文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不…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对张之洞《劝学篇》中涉及教育的篇章进行分析与归纳 ,并从教育的目的、手段及教育实践等方面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作了初步评述。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百年张之洞《劝学篇》研究述评

《劝学篇》是张之洞重要思想"中体西用论"的载体。该书自问世至今,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它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这也为《劝学篇》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拓展的空间。文章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梳理近百年来国内学界有关《劝学篇》的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学界有所裨益。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张之洞著作刊刻述略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已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遂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车酉)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书目答问》(不分卷) 完成于光绪元年     

两种"劝学",两条道路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素有劝学传统,其要义为导人向善。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著有《劝学篇》,但其意与儒学传统之劝学大相径庭,其要旨在宣扬权利,倡导自由、平等。比较福泽谕吉和与之同时代的张之洞之《劝学篇》,可以看出:正是对权利这一现代理性的核心价值的不同取向,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历史路向。     

中日《劝学篇》西学思想比较

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通过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劝学篇》的比较,发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本文认为,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国家观刍议——以两部《劝学篇》为中心

国家观是一种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对国家的看法的真实反映。19世纪末,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各自写成《劝学篇》,以求救亡图存、文明开化和国富民强。虽都名曰《劝学篇》,其反映的国家观却不尽相同;张氏主张维护国家的封建皇权和儒家伦理,福泽氏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和法治。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反映了两者不同的政治人格,也暗示了中日两国的不同历史走向。     

从两部《劝学篇》看中日近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

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部《劝学篇》,二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是要为两国的文化发展规定方向,但是二者的旨趣并不相同:张之洞《劝学篇》意在批驳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主张,因而坚决反对兴民权,反对自由独立;福泽谕吉则是要培养新的现代国民精神,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人民的权利。二者都对本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简称为“中体西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问题。一提及这个问题,人们自然首先注意到张之洞及其《劝学篇》。那么,“中体西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张之洞附和并强调这一观点的原因及其目的何在?怎样理解和评价这一问题?考察我们这个民族近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论争,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教训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了。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戊戌奏稿》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将《戊戌奏稿》中康有为的全部奏折和五篇进呈书序一并辑入,使之留传更为广泛。此后,凡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其戊戌变法的政治主张,几乎没有不涉及此书的。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     

新版《张之洞全集》之《劝学篇》点校纠误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等先生主编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是值得称道的。但因校点不精，也为读者设置了种种障碍。笔者拜读了本书的有关部分，现就《劝学篇》中的点校错误择要列出，以求教于编校者和读者。 ［１］“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已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９７１４页） 按：“已”字应属上读，为语尾助词。若作“已凡战阵捐躯者”侧不成话。 ［２］“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９７１４页）。 按：清代…     

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诗界革命与戊戌变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梁启超说：“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吾党，就是指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党。事实上，诗界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方面的一次维新尝试，它的指导思想，与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是基本一致的。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后记

清末重臣张荫桓的《戊戌日记》记录了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奏对和议定内政外交要务以及上层人物交际等方面的情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往众多史家在研究戊戌变法时,很少提及张荫桓,有人甚至斥之为投机戊戌变法运动的巨奸。张氏的《戊戌日记》对我们重新评价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历史地位,将有重要的价值。     

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

《波兰分灭记》是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为了击退顽固派的猖狂反扑,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持之以坚”,将新法推行下去而进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由于这部著作未曾刊印,因而在张伯桢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和陆乃翔、陆敦骙所著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所附刻的《南海先生所著书目》中,均称此书已于戊戌八月政变时被抄没。因此,多年来人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很少谈及这部珍贵的史料。其     

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吏,以创办洋务企业和推广近代教育著称,但其身后清廷却谥之以“文襄”二字。《清会典》卷二载有关谥法的规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道光皇帝亦曾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之谕。张之洞出身于科举正途,由学政、言官而出任封疆,“未尝躬亲战阵,以武功特著也。(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版。)因而有人认为“文襄”之谥于张之洞实不相宜。其实,张之洞曾声称练兵之事为其“身心性命之学”,(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并尝以“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为座右     

《公车上书记》刊销真相——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二

专文详论某本书的刊印销售,是否小题大做?否也。只因《公车上书记》(以下简称《公车记》)此书刊销,非同一般。若按照史界历来盛行的说法:此书于1895年6月印出后,即“销数万部”,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士子们辗转传抄,一时间“天下墨争磨”,于是康有为才众望所归,康氏变法主张才成为全国性的思潮与运动。岂非戊戌变法史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史、政治改革史至关紧要的一大关键?众多研究者的鸿文巨著,也正倚靠这所谓的《公车记》畅销盛况,来作为其展卷开篇、立论有据的强硬支柱。可谁知晓:这根貌似坚牢不摧的“史实”支柱,竟然不过是个“伪劣产品”,经不了几下摇晃便会倒下砸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