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模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体,必然受制于现有的文学史体例及思维模式,存在着"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势。在对现有叙述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四个层面进行:首先,重心应该落到创作思潮上,我们需要建构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史,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单位),而不能以作家或者流派为依据。第二,在宏观的建构上,应先对文学思潮进行合理的谱系性的层级式分类,即"社会/革命文学思潮"、"人性/启蒙文学思潮"、"审美/感性文学思潮"。然后再对每一类进行历时性的论述。第三,在叙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必须同时兼顾各种思潮,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呼应的叙述张力、一种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第四,应该拒绝现有文学研究中习惯使用的各种文学史概念,同时也拒绝使用不同历史时期偶然出现,然而又被文学史接受和强化的概念。如此构建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具有较大的学术史意义。它可以避免理论思维的干扰和先在的框定,又可以避免放大社会、文化背景对文学创作内在价值的支配性作用,还可避免放大文学流派对作家的限定、文学社团对作家的规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通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最终呈现出文学思潮"史"的流动线索,从而在逻辑上真正超越现有模式。     

近十年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综述

作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左翼相对立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可是,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一直没能很好地进行。新时期以来,到90年代以前,逐渐有研究者涉足这个领域,但仍然没能形成很大的气候。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十年。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巨大,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还有赖于学术界继续探讨。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建构二元关系辨识语境语词 ——《外国文学史》教学实践经验点滴

大学本科段"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可以采用一种"对话"与"选择"的施教方式.主要讨论"文学思潮"和"语词概念"两个层面上的对话与选择.即沿文学思潮发展的线索,在诸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整理文学现象.重视辨析一些重要的语词、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的意义.     

文学思潮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有准确地描述文学思潮,才能正确地叙述和建构文学史。为着推进这一课题研究,2011年11月18—21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办了"文学思潮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6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80多位专家学者,针对这一论题展开热烈的学术研讨。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浅谈当代文学接受思潮之嬗变

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思潮不应忽略接受思潮，文学思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接受思潮。纵观当代文学接受思潮之演变，深刻认识它对于文学思潮的阻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日本出现的文学思潮,是日本战后最早出现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之一,对日本战后文学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在日本对于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而且在中国对其研究的学术论文也不断涌现。对于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研究和评价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从《感伤的行旅》看郁达夫式感伤之神韵

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先锋作家,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骨子里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丈夫气概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共同造就了一个独特的郁达夫。他的感伤既非斯特恩式感伤,又非传统文化中之感伤,这是一种融入了个人灵魂与社会精髓之感伤,是“小我”与“大我”完美结合的感伤。     

世纪末的深沉审视——读《抗战文学思潮与思潮研究》

从刘增杰先生对二十世纪文学思潮与思潮研究的整体透视出发,以其有关著述为例,评述其在抗战文学思潮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不容忽视的学术成就。     

“问题”抑或“主义”——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论与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真正开始以来,"问题"取向与"主义"取向一直就是学界争论的研究价值选择的问题。该问题争论的本质是,高等教育研究究竟应该关注实践问题还是应该关注学科建设问题。随机抽取两个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高等教育研究》(武汉)与《江苏高教》(南京),对这两个杂志2010年所设栏目及发文属性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问题"取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研究的主流;"主义"取向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存在着先天不足与种种弊端。由此来看,研究的"问题"价值取向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定义”歧异与“认知”溯源——关于“文学思潮”概念界说的几个问题

有关"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至今仍处于人言言殊的尴尬境地,由此所引起的文学思潮研究的"泛化"弊病难以根除.总体看来,迄今为止有关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大致可以归纳为"创作本位论"、"多元存在论"和"抽象外在论"三种.三类概念界说在范畴和逻辑架构上的不同,其实质是与研究主体"认知"模式的差异密切相关.深入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源以及由此带来的"定义"歧异问题,是扭转文学思潮研究"泛化"局面的重要途径.     

前卫的理论姿态和特殊的学术价值——王洪岳新著《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研究》评析

正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潮演变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和小觑的现象,即启蒙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遭遇与碰撞。启蒙和现代性有着近乎天然的同质性,启蒙是强调一种经由自己的理性或对真理的追求,来达到自由境界的观点。启蒙者在建立自由、民主、科学、公正的文明价值格局及注重理性的精神中,就几乎包含了早期现代化的全部因素。因此,启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与现代化同构的现代性,启蒙和现代性遇合、扭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与启蒙或现代性的纠结中产生和发展的,正是在启蒙现代性的启发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逐渐获得了具     

断裂，还是延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个文学思潮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原因从而保持其独立性，但它不可能脱离历史，它必然能在历史承续演变的时间序列中占据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文章指出革命文学并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叛者，它在精神特征方面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血与肉的联系，其精神特征是人的不断发现与文学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流露。     

文学思潮概念的界定与甄别——以“浪漫主义”等术语辨析为例

文学思潮概念理论性质的定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尴尬,这是与文学思潮本身的属性分不开的。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文学思潮,可以作为一种类型概念,是文学类型学的专门术语,而在发展学意义上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史学的专门术语,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时期概念。无论对于文学思潮的研究是基于逻辑类型的研究,还是基于历史时期的研究,任何一种维度的研究最终都应导向对文学思潮本体的深入和全面思考,而不是拘泥于甚至终结于某一维度的研究自身。     

《中国文学史》教学改革之思考

作为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著甚丰，编著者在撰写指导思想上，在其反映的内容、重点和难点的处理上，在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评价上，呈现百家争鸣的现状，它给教学者带来了如何选择教材的问题。如何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为本，有选择地参照其他文学史进行教学是本文论及的重点。打破传统“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时间比例，以精讲作品入手，以学生课外阅读为辅，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文学嬗变是值得实践的有效方法。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