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的研究与确立对于学科发展具有范式意义,其设计或选择与该学科的性质、使命直接相关.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阐释理性政治的基本内涵及其维度,探讨其何以成立和理念支持,揭示其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涵摄力、解释力、指导力,应当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理性政治既是一种价值预设,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支持,更契合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是当代中国政治及其体制的基本诉求,因而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分析单位.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论政治伦理的公共理性走向

尽管对政治伦理学的存在合理性仍有待进一步辩护,但全球范围内思想巨擘们关于当今世界政治走势激烈的价值性论争,却昭示着一种不同以往的政治伦理走向正在生成。在存在论视域内,以追问意识之物质本质的深度论证方式综合分析全球范围相关理论热点,进而以此为支持推导罗尔斯公共理性理念生成的内在过程及客观原理,揭示出公共理性作为政治伦理的新走向不仅是一种"应然",更是一种"必然"。同时,这一论证也将为政治伦理学的相关探讨提供还原视角和思辨逻辑。     

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

21世纪的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传统哲学受到了挑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就催逼着人们进行思考和探索,努力重建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新建构,必须吸取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精华,结合中国现代化之实际进行综合创新.     

从政治体制视角看战后日本社会的政治稳定

战后日本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具有较强的稳定功能。权威主义政治理念的承继与维持,政治体制的适时调整,政治运作的法制化,中央集权体制的建构,这一切为日本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不仅确立了思想基础和调节机制,而且还提供了法制屏障和体制保证,并最终导致日本现代化的达成。     

公共理性与差异政治:启蒙精神的当代阐释

在传统理论语境中,启蒙精神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向度被深深遮蔽了,这也导致了"普遍理性"的独断和霸权。与此相关联,以理性的普适性为思想根基的"全球化"思潮试图通过消解各民族的差异来实现"世界主义"共同体的做法,也已经被证明不合时宜。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应该重新理解启蒙精神与全球化思潮,通过认真清理和总结以往理论建构的不足,深入挖掘启蒙精神和全球化思潮中蕴含的"公共性"和"差异性"内涵,进而确立契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这对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启蒙:政治哲学的解读

启蒙时期的政治理性开启了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先河。以往的研究尚未从政治哲学高度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理性进行过整体把握。如何从政治哲学视角把握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乃是当今政治哲学研究的一大课题。挖掘启蒙时期的理性及其与当代政治哲学发展之间的关联,对于推进这一学科的系统化建设和评判现实的政治合理性不无裨益。     

范式问题与问题范式:“中国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无疑处于初创阶段,研究范式的讨论对于该学科沿着规范轨道生长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哲学的实践使命与学科特质决定了范式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问题范式的形成。关注、解读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所以可能和得以建构的基本学术路径。解读中国问题,可以从哲学高度认知,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境遇定位,从当代中国人性的发展状态观照,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揭示。中国问题在于现代性的缺乏的根本特质决定了打通问题进入范式并形成问题范式之通道,以理性多元、立宪民主和公民理性为基本维度的公共理性成为极为重要而有效的理念诉求。以此为范导,立足中国语境,可以也应该构建起以问题为中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范式。     

政治体制概念辨析

何谓政治体制,它与政治制度是什么关系,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存在较大混乱。我国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五种:政治体制等同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是指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是指国家制定的国家政治机构行为方式的规范体系与国家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形式的规范体系的总和;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机构的设置及其权限;政治体制是比政治制度更为广泛的范畴。笔者认为,把政治体制界定为具体政治制度比较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作为具体政治制度,同根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多样性、继承性、可变性、借鉴性等特征。     

当代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中国政治发展

从政治发展理论角度,认识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当代中国民营资本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的概念、内容等层面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揭示资本政治诉求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结论中国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是推动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从阿伦特到马克思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理性精神:中国现代化的主导精神

理性是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西方哲学的不同历史时期,理性的内涵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极为不同,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面临着重重现实困境,但在哲学的意义上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它应体现为经济秩序理性化、公民政治的理性化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性化进程。     

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一个政治文明演进路径的分析

本文从宪政的视角考察了政治文明的演进路径.认为政治文明开始于人类建立了政治理性之后,即建立了政治对人类自身及其分散的强力的控制与垄断权,以此来建构秩序的理性,政治理性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有了基本的秩序前提.而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的自然生长并不仅有人类的政治理性就能自足.宪政理性的建立就是为政治自身建立理性的标尺,以成就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生长.在政治为人类文明提供了理性的发展基石之后,宪政成就了政治的理性.因此,宪政带来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的范式追求,其基本洞见是,宪政疏通了政治的理性,从而增加了政治国家构建秩序的能力.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是政治文明持续健康生长的必由之路.     

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

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和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经历了痛苦的五大转变: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多党制到一党制、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中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政体之争与政党斗争、国体之争与政体之争、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列强干预叠加、搅和在一起,使得这一转型特别艰难与曲折,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原本可能的历史发展机遇.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去思考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十大历史启示:如何处理好现代民族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求强与求富)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决策系统与咨询参谋系统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改革形式与改革内容、改革时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之间的批判与借鉴、改革与创新的关系.     

黑格尔权利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之法”的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政治学研究,长期面临着自然、道德以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论辩原则的分离与孤立,处在相互混淆与僭越的窘境之中,却不曾明确究竟何为自身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必须坚守并由此得以存身的“理性之法”.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开创性地重建了政治哲学的“理性之法”,认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体现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首先在于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的自由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在其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上,即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     

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责任政治

政治文明反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化,表现为文明的政治形态。责任政治的精神蕴涵与政治文明的内在价值之间存在着契合关系,责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政治文明的实质是民主政治,而责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规定和本质特征,与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基调;信用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责任政治的逻辑前提;人本政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也是责任政治的内在情怀;理性政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也是责任政治的固有精神。     

当代中国政治的出场学研究

理论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本文认为,政治研究应采取出场学研究方法,在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根本问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含义的理解,认为交往实践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具有基础意义.物质生产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社会形态分类的基本标准,它决定了特定社会所适合的政治模式.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就是要在正确指认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前提下去探索适合的政治模式.     

历史政治理性的成熟：作为中国思想之基本取向和方法

基于敬天、敬祖信念,周人早有历史政治意识。周革殷命之后,周公获得殷商史官及其所保存之大量档案文献,历史知识得到极大扩展;面对严峻政治危机,周公运用“监”于历史之政治思考方法,详尽地考察、比较、思考夏、商两代兴盛衰亡之机理,提出诸多重大政治观念命题,进而制礼作乐。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理性至周公臻于成熟,并构成此后中国政治与历史学共享之价值取向和思想方法。     

反思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复兴,而在时代要求、中国现实与理论挑战的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逐渐成为显学。反思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各有得失的理论进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面临的前提性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领域定位、现实依据、理论维度、立体动态、旨趣倾向、研究路径和目标指向为结构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构想。     

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演进逻辑与特点表征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一般是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40年来,以中国政治为主题的论文发表量呈曲线上升,研究议题越来越具象化;专业性的研究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交叉学科研究成为趋势,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40年来研究主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主要以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与党政关系等为研究主线;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主要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及政党代表性、党内民主、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等为研究主线;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主要以执政能力、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十八大以来,主要以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