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关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评价问题,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从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来看,主要集中于上书的意图与性质方面。概括言之,有下述四种意见:第一,“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劝说“李鸿章造反”;第二,甲午战前孙中山的思想中,虽有一些改良主义成分,但“革命的要求”则占主导地位,故不能仅据上书李鸿章一事,就断言孙当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第三,孙中山于1894年前已经确立了“反满救国”的道路,因而上书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试探他“对反满的态度”,但此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尚未形成;第四,上书目的是为了“求知于李鸿章”,想通过他实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故其性质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下面打算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一管之见,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关系述论

康有为(1858—1927)不仅是“托古改制”的行家,也是“仿洋改制”的里手。他自1888年首次上书光绪皇帝,直至1927年病逝,始终坚持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可以说,立宪是康有为后半生矢志追求的目标,立宪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重视他所说的“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但对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论述不详。本文拟从世界近代历史发展大势角度,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 ,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 ,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 ,从 196 1年开始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 ,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给予历史结局总的影响的结果。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大跃进”产生的政治心理原因;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客观选择是“大跃进”产生的经济原因;摆脱苏联束缚,走自己的路与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是“大跃进”产生的认识原因;毛泽东过分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大跃进”产生的思想原因;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是“大跃进”产生的体制原因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模式的反思

195 9年庐山会议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张闻天的《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模式的严重错误 ,而“大跃进”模式是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不仅对“大跃进”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剖析 ,而且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 ,对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思想方法、思想作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大跃进时期的“左”倾思想探析

大跃进时期的“左”倾思想探析翁有为大跃进时期的“左”倾思想，上承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下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党内错误批判彭德怀及其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层认识分歧和“左”倾思想发展的关键点。因之，对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探讨，...     

刘少奇与大跃进

刘少奇积极参与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与推动，除了在当时发明“公社”这一用词外，他还曾大力提倡大炼钢铁与供给制。随着“大跃进”危害日益明显，从1961年开始，刘少奇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纠正。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对“大跃进”的错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郭嵩焘外交思想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外交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是其外交思想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超越“华夷界限”,向西方学习;主张“主和外交”与“诚信外交”。他外交思想的本质并非卖国投降,而是有非常大的开创意义。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了艰辛努力。他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农村工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3月起又再度纠左,国民经济调整时进一步继续纠"左"。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力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     

卡子、猪肉与世界观——1959年庐山会议主题变化的原因探讨

围绕着庐山会议主题的变化,对庐山会议是强化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庐山会议的主题经历了从解决经济问题到关注思想和世界观问题的变化,进而对这种变化的根源进行了探讨.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反思与实践

"大跃进"时期,由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更加偏重于听取汇报和定点视察,加上某些干部不敢讲真话的负面影响,使他难以了解真实情况,造成了工作中的被动局面.发现这一失误后,毛泽东深刻反思,通过深入基层的系统的调查,先后解决了社队规模过大问题、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比较好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孤独的拾穗者：毛泽东晚年及诗词印象

孤独意识在毛泽东诗词中早已有之，到了晚年，大跃进失败，三面红旗受挫，诗思更加沉郁，一些咏史诗词描述的大都是志大才高、命运多舛的孤独寂寞的人物。从诗之角度看，晚年的毛泽东，犹如一位孤独的拾穗者，为我们拾取人生最后的辉煌，作为一名不倦的探索者，其脚步敲击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路上，苍凉的诗行是永恒的印记。诗人又像鲁迅在《野草》中描述的不倦跋涉的“过客”。捧读毛泽东诗词，面对毛泽东遗体，令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再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可以分为浅层次的原因和深层次的原因.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探索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不少有益的启示.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围绕此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信的动机和主旨以及信中若干论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     

二十年反修斗争述论——毛泽东晚年的反修情结

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十年的反修斗争.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错误地把国内外对于三面红旗的批评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始终高举三面红旗.防止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百年之后反对三面红旗和他自己,他部暑了防修反修的三大战役.他时反修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反修理论的指导是不正确的.     

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1958年初,毛泽东公开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造势。但彭德怀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坚持不跟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给个人崇拜泼了冷水。毛彭冲突由此引发。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直接导致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论毛泽东对八七会议的理论贡献

1927年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去向作出了原则性的决策。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在从事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将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进行了具体化: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改革政策;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党的思想路线;规定了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阐明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毛泽东提出的这些主张,解决了八七会议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对八七会议做出了理论贡献。     

有关扎西会议的几点思考——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有关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研究成果和论著非常之多,并且肯定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但是,就完成和实现这一转折的扎西会议重要作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本文通过历史事实的考察和毛泽东本人有关文字的分析,认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应当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