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塞尔的科学理性批判及其科学观

胡塞尔对科学与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反思,他把理性危机和哲学危机视为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胡塞尔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本质、科学与理性的关系等科学哲学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让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构想。胡塞尔对科学与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完善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回到马克思:论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存在论境域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他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种有生命的意识活动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 ,人成为“类”的存在物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 ,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为意识而存在的活动”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对象性的生活的活动。这种对象性的生活 ,就是在确实在外的、真实的对象身上表现和确证自己的生命。这种活动表明人是在自然界中 ,在对象世界中存在。因此 ,只有在人的对象性存在中 ,在人的“类”存在中 ,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 ,才能发现真正科学的人道主义。所以 ,我们只有在马克思的存在论哲学境域中才能真正理解他的独特的真正科学的人道主义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从人性论看旧哲学的失误

旧唯物主义乃至一切旧哲学,既不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这既是它们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产生的原因,也是它们在人性论问题上的根本麦误之所在。本文通过对旧哲学在人性问题上的理论考察和分析．指出,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实践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们只有在实践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他的本质规定性。离开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人性,把握人的本质。     

非理性的“悟”──庄周哲学与佛禅意境探讨

非理性的“悟”──庄周哲学与佛禅意境探讨韦俊生从本质上看，非理性是与理性主义者认为的─—世界在某意义上是一个合理的或和谐的整体，人的心灵能够理解，在某些可传授的方法上，能够揭示它的内部运动和规律的观点背道而驰。但是，非理性不是反理性，它在哲学的思考上...     

从理性逻各斯世界到感性逻各斯世界

西方传统哲学的演进过程就是理性实体化和逻各斯本体化从而也就是理性逻各斯世界的构建过程。尽管理性逻各斯世界观念在规整世界秩序、推动知识进步以及给人类精神以终极关怀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却与人的真正生命世界发生矛盾,使丰富的生命内涵日益抽象化。马克思初步规定了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和现代西方许多哲学家一样谋求超越理性逻各斯世界观念。借助现象学理论资源,我们能够理解感性逻各斯世界是一个非对象性的、动态历史性的、境域多面性和层次性圆融统一的意义世界,更是一个在不断"移步换景"的过渡综合中,内在结构随之扭动变形,整合既往意义又生发新意义的世界。     

马克思与公社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人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然而,国家作为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不仅不能使人自由,而且宰制人、压制人和支配人,因此,马克思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公社"共同体,并着力论证公社共同体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起点,只有它才有可能转变为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类学意义上的公社共同体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重合,从而使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理性化与科学发展——“四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解读

科学,无论就狭义的解释还是广义的解释而言,均应以"理性"为其要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必须是一种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的发展,只有"理性化"的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科学"的发展。四种思维方式为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思想层面的注脚,其重大意义在于本质地触及了理性化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规则、尊重科学,同时亦本质地突显了理性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论纲——基于个体的感性的身体本位的创意实践论写作学研究

人是世内在者,由世界而言说人,进而言说人的写作活动,自然是没有错误的,但是,人并非由世界决定的,相反人是世界的决定者,人自诞生的一刻起,就在人化着世界。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是身体实践,身体的“出场”实践和身体的“立场”实践构成了人的实体性的人化自然实践和虚体性的使对象主体化的意识实践。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创意是人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人只有把自己领受为创意实践者时,他才可能真正领受自己的生命本质并以其为基本原则来追求其自我完成,写作由此被理解为主体对其创意本质的一种领受和实现活动。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的分歧——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看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并未完全认可。费尔巴哈由于立足于抽象人本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的本质与人的理性本质的对立,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工业和实践却认为两者具有统一性。这种分歧源于费尔巴哈在人对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上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而马克思则达到了人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的层面。这种分歧更为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两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试论西方近代科学精神与伦理意蕴

从16世纪上半叶哥白尼日心说的创立到17世纪下半叶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完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科学革命,它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格局,而且也改变了科学自身的地位及其格局.这一时期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科学的理性精神即科学的存疑、探索、创新和兼收并蓄的精神,而且包括科学的伦理精神即科学活动主体的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崇德精神和坚持将科学造福人类的伟大目标--臻善精神.     

论科学人文主义文化取向及其教育目的观

科学人文主义文化取向综合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了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对教育目的观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科学人文主义教育目的观把科学教育视为基础,把人文教育视为导向,把"四个学会"视为终极目标.不仅使学生掌握科学以及形成相应的能力,还要使学生形成科学世界观、养成科学探索精神,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学会关心.     

试论数学理性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数学的发展不仅与自然科学的进步息息相关,而且就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数学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数学方法的形成及科学的数学化奠定了理性主义和早期科学主义的传统。数学理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类认识世界、把握自然规律具有重要作用。     

启蒙精神及其在中国话剧创作中的异化

西方语境下的“启蒙”精神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在中国语境下,“启蒙精神”被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作指称一种实证的方法。此刻,科学精神的精神内核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精神。由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科学精神被具体化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因此,中国主流话剧的倡导者将话剧当成了一种用以宣传某种政治思想的工具而非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话剧的工具化证明了中国的“话剧精神”尚未建立的事实。     

敞亮与体悟：艺术审美的真理指向

世界是万物一体的存在,其真象由万物一体关系所形成的显现与隐蔽、有限与无限构成的无穷景域所呈现。因此,世界的本质不能被科学求证的方式所证实,也不能被黑格尔式的概念所定义,人类不能只是立足于事物本身,进而将事物还原为事物而与世界割裂,而只能从人与世界一体相通的关系中予以呈现。艺术审美超越经验形态和认识形态,具有无限自由和不断升华的特殊的精神形态,是人类精神的"灵明"与世界的无限性融汇相通的产物,是人展示世界、体悟世界真象的重要方式。艺术审美用"物"的方式敞亮着世界和启示着人对世界真象的体悟。     

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西方科学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古希腊文化中蕴含的逻各斯;二是古罗马文化中蕴含的努斯。前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上层面:它孕育了信奉自然世界理性秩序和规律的本体信念,肯定了人类凭借知识和智慧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做出了本体论的辩护,从而给科学文化以"仰望天空"的精神品格;后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下层面:它肯定了知觉经验在人类心灵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确立了理性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给科学文化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科学文化。逻各斯与努斯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理性观照与神性启示--西方文学精神突围的二维

文学既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呈现 ,也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所进行的精神突围。在这种精神活动中 ,始终灌注着自由的理想。西方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表明 ,西方人主要以“理性观照”和“神性启示”两种方式达成自由。“理性观照”是以人的实践活动来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 ,它有理性主义与物性主义两种表现形式 ;而“神性启示”则在关于人生存的追问中 ,将人放在超验语境中言说人的存在 ,它呈现为上帝启示信仰和精神超越两种形式。     

从社会批判转向社会建构——关于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对话

社会工程哲学作为在全球化进程曲折发展、新科技革命的冲击、社会主义运动在曲折中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对现代性及其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基本方式的反思,既是科学技术哲学逻辑理路的延伸,又是现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当代表达方式的创新。社会工程哲学汲取了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的精华,标志着现代哲学从社会批判向社会建构的时代转向。     

科技助产术与人性辩证法——“创造生命”技术伦理困惑的哲学探微

＂创造生命＂的理念付诸实践为我们探寻生命起源提供了一种科技可能,这既是对＂历史之谜＂的回答,也宣告了主体理性的真正复活。对生命的自然生成而言,人造生命的诞生是对人＂自然本性＂的彻底祛魅,是一种自我的高度扬弃,是人普遍意识的一次再呈现。然而,科技意识形态所造就的生命伦理＂塌陷＂引发了新的哲学沉思,一种新生命的诞生需要新的社会伦理的规约,我们必须在＂对一切传统道德文化进行重估＂的基础之上,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人类。     

爱默生诗歌与诗学理论管窥

爱默生坚信世界是象征性的,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化身,是个象征体系,具有象征意义。人们可以在自然中发现人的理性光芒。主张人们抛弃惯例和经验,寻求一种超验的自由心智,通过直观去感受世界,追求真理。由于诗人独具慧眼、至高无上,因此惟有诗人才是宇宙的亲知者,才能刻画自然的表象,才能揭示事物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