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苏轼和莱辛诗画观的文化内涵比较

诗、画被称为姊妹艺术。在诗与画的关系上 ,苏轼倾向于“诗画同律”说 ,莱辛则强调“诗画异质”说。中西这两种传统的诗画观的提出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 ,而中西艺术实践及其传统理论、主客体关系上强调侧重点的差异 ,以及对诗画媒介符号与时空观的不同理解 ,都是造成两种诗画观文化内涵不同的重要原因。弄清楚这种差异的内在实质 ,以求相互借鉴 ,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

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郑荣基宋代是一个谈“理”成风的时代，哲学的尚“理”自然也反映到文艺中来。苏轼就是一位热衷于“理”的文艺家。“理”贯串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是其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不过，苏轼论“理”，并不同...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苏轼文学批评文体特征

苏轼作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但他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多样,而且他的批评文体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他的批评文体主要体现为论诗诗、序、题跋、书、尺牍、祭文、记等形式.苏轼的批评文体明显呈现出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传统特色,其批评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略论黄山谷的诗法

黄庭坚,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苏黄”。宋代的“苏黄”,其地位与成就仅次于唐代的“李杜”。黄对后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也许还超过了苏轼。人们习惯把黄称     

苏轼思想与文学成就管窥

<正> 整部宋代文学史中,苏轼是一个光辉的名字。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其流风所及,在宋以后的文学史、美学史甚至思想史上,都可以找到他的余韵。然而,苏轼也是一位极端复杂的作家,一位矛盾百出的人,后世的评论者几乎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塑造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又使他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苏轼拘泥形似的艺术批评初探

对苏轼的形神观,至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重主观美、重神似而忽视形似;一种认为他重神似,也重形似,重主观也重客观。前名显然是一种误会,后者更接近苏轼真貌,但忽视了苏轼在艺术批评上拘泥于形似的局限。这局限主要表现在苏轼文论中的“理”上。苏轼“理”的内容,主要指事物客观规律。在理论批评上,苏轼十分重视“理”的掌握和表现,强调“循物之理”,以“理”作为衡量艺术真实性的重要标准,这是值得肯定的,其中也不乏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不过,艺术的“循物之理”,是有所取弃的。它要循的是艺术所要表现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地去遵循。苏轼的“理”,正有一切循乎自然的自然主义色彩,对艺术所应表现的客观事物本质规律和不属艺术所应表     

宋代科举辞赋论略

宋代科举辞赋分为考场内外两大类。宋代科场考试辞赋保留至今的极少,主要原因是此类作品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作者及他人都不够重视,随时流失。考场辞赋主要内容是“颂圣”,唯遣词造句必求古雅厚重,多用典故。考生政治品性也有偶尔流露,所秉承的是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传统。宋人通过任何一级考试都有谢启与贺启,这类往返信件之文体都是程式化的骈赋。谢启乃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所作,虽然以应酬为主,但是,能文者或于骈偶之中叙述种种事实,表达种种观点,如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对自我家世的追述等,其内容与情感远远比科场律赋丰富多彩。上述两大类辞赋之外,苏轼《复改科赋》独树一帜,苏轼关于诗赋考试更易于选拔人才的观点,贯穿全赋。宋人辞赋创作中,讨论科举制度变革者仅此一篇。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试论宋人书法理论中的“尚意”思想

宋代书法家不仅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很多建树,苏轼重自然,黄庭坚重韵味,米芾强调率意等等。但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我们发现宋代书法理论有一个总的精神,那就是"尚意",这既是宋书创作的美学追求,也是宋代书法理论的精髓。     

论宋代家训的文体表现

家训文化在中国具有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严格地讲,家训有古今两个层面上的定义:今人所说的家训泛指家庭（族）中长辈对晚辈的教诲,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直接起源于家庭产生后亲人之间的口耳相授生产、生活技能的实践;古代的“家训”,是家长以“训”这一文体形式来教育子弟,文字是其唯一的形式,直接起源于周代文王训子的《保训》。以现代意义的家训定义而言,宋代的确是中国家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从家训的文体表现形式看,有韵的家训是以诗、词、歌、赋等形式来教育子弟;无韵的家训是以“训”、“铭”、“箴”、“戒”、“规”等散文体形式来训诫子弟。从宋代家训的文体形式中我们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家训这一文化现象,厘清“家训”的起源。     

苏轼二题

文章针对视苏轼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保守派代表人物”的传统观点,以及当今有人企图贬低苏轼学术地位这两个问题,论述了苏轼在为官与为文这两个方面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文章为人们正确认识苏轼,尤其是正确认识苏轼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的根本原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色”论三题

<正> 一、作为宋词艺术风格的“本色”论自苏轼的词在宋代词坛上别树一帜之后,“本色”论开始热闹地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最有影响的是陈师道对苏词的评论:“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谓东坡等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这两段话,大家都很熟悉。研究者也大致据此认为“本色”论为文体风格的问题,而苏词的要非本色,就因其乃“诗之新体”,不合音律。刘永济先生的观点可代表这一派意见,他肯定了陈后山批评苏词的“要非本色”,并为之说明理由:“按词以婉约为正宗,其理由实因婉约派词家如美成、     

金声玉振 同工异曲——苏辛豪放词探异

在饮誉古今彪炳千秋的宋词中,苏轼、辛弃疾是词坛上的两颗明星,由于他们都以豪放词著称,后人合称之为“苏辛”。然而毕竟苏轼是苏轼“这一个”,辛弃疾是辛弃疾“这一个”,二人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或相异之处,不可简单地等量齐观。因而探讨苏辛豪放词的差异及其缘由,对于更深入地认识苏辛和了解两宋词的发展轨迹不无裨益。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之治”。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