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文学的发展及其特性

香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近代香港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现代香港新文学和中国内地的文学连成一片,并不具有鲜明的本上特色;1949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则逐渐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在纷繁驳杂的发展中形成本身的个性与特色。它既有别于大陆的文学,又有别于台湾的文学,也有别于海外华文文学。它所起到的汇集、融合、沟通、桥梁的作用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大河中的一条支脉,它的本土性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之批判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后现代戏剧的发展,体现了年轻一代戏剧家反叛与创新的实验姿态。其基本倾向是,90年代前半期偏向解构传统与反叛经典,剧本与文学的意义被解构,强调剧场演戏的感性直接性,乃至朝着排斥语言的形体演技、舞台综合发展,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呈现出缺乏深度的“平面感”和“零散化”;90年代后半期主要走向大众文化和左派政治,其叙事、人物、语言等似乎在向传统回归,但实际上,后现代解构传统、反叛经典而重表演、轻文本的倾向仍然存在,又因为它将自己定位于“政治”或“娱乐”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人学”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了戏剧精神的现代性创造。后现代戏剧在某些方面丰富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可能性,然而,它强调剧场性和表演性而排斥文学、忽视人学,演剧流于叙事的表象化,则又突出地体现了它亟须以现代性为根本,从“人的戏剧”出发去建构其戏剧美学。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导师”意识与胡适的文学思想——一个社会学视角的阐释

“导师”意识的萌发直接影响了胡适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且造成了胡适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使其文学观悖论性地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从“导师”的视角出发,他强调文学的“明白清楚”,突出功利性而忽略文学的审美与蕴藉;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胡适对于语言问题的敏感使其文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不自觉地完成了现代文学本体的建构。工具自觉与语言实验,构成了胡适文学思想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本土语言、文学语言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广西文学为例

在民族平等政策下,本土语言(民族语言与方言)成为广西文学创作者的一种可能选择。但新时期广西本土写作者更愿意采取的语言策略则是试图在现代汉语书面语框架内整合民族与本土语言,将民族性与本土性纳入整体文学。这种选择一方面使整体文学具有了本土、民族风情;另一方面却使得民族语言与本土语言经过现代汉语书面语有限度的转化(转译),失去其自身的特色,也使得写作者的文化身份变得游移不定。     

语言批评“中国化”的再审视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科学审视语言批评“中国化”过程中的特定知识取向及其运作实施,检验其思想成果和正反效应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根据。这一意指包括双向交互的两个层面： 其一,对于从语言维度出发来研究文学、文学活动的语言批评而言,“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立场,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的探索性过程;其二,对于“中国化”的知识诉求与贯彻来说,在强调语言批评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的文艺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同时,还需反思这种诉求对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语言批评的影响。     

张炜小说的本土经验书写

张炜小说创作本土经验的生成,源自其童年及少年时期爱与创伤的深刻体验、在故土大地上的“游走”以及丰富广博的阅读,并由此形成了“爱痛交织”的生命情感书写、“浪漫超然”的齐风海韵书写、深沉厚重的历史现实书写等本土性特征。张炜运用了诗意雅致的语言,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建构了独具魅力的半岛文学时空。张炜小说的本土经验书写,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的执着坚守、对“融入野地”的向往,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自觉。     

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

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 ,道家文化与浪漫主义文学观最有契合性 ,由此决定了作为异质性存在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对本土道家文化资源的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利用”路径 ,也就是说 ,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在传入过程中多有道家文化式的“改写” ,并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身份”。而道家文化的深潜影响某种程度上也纠正了原生形态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之于中国本土现代时段的时空性“隔膜” ,从而使得浪漫主义文学观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生根、滋长 ,并形成为蔚为大观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参天大树。     

"异化"与"归化"--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具有"异化"和"归化"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是翻译文学作为一种异质的文学对本土文学具有冲击性,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另一方面,本土文学又由于语言的规定从而同化翻译文学,最终使翻译文学民族化.近代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最终取决于语言及文学观念的变革.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梦想与新传统的形成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始终都把追寻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为梦想与目标。不断引进国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与利用外来的资源改造本土的旧文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构成了推进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主要动力。在追寻现代性梦想的过程中,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以“惟新是尚”和“现代化焦虑症”为核心的新传统。在反思这种历程之时,确立本土问题意识和本土立场,对于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学来说至关重要。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游戏之屋》的戏剧语言特色

文体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中后期 ,是研究文学作品的文体和语言风格的新兴学科。本文借助文体学的相关理论 ,在宏观上从两个方面分析当代美国剧作家大卫·迈梅特的戏剧《游戏之屋》的戏剧语言运用技巧与风格 ,揭示当代戏剧语言日趋口语化、生活化的特点。     

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

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分类标准的制订必须以文学传统为依托。根据历来批评家积极论证、作家共同践行和读者普遍认同,所谓“文学类型”或“文类”应理解为文学体例的类别,既包括语言形式的体例,又包括题材内容的体例。文学批评推动了文类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是文类发展的开路先锋和不竭动力;文学接受的介入影响着文学类型的再生产。这三者与文学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展开了文类发展史上多彩的画面。     

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当代澳门文学作品特点与走向

澳门当代文学深受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润和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澳门当代文学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一些文学精神,比如对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学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求新求变,开拓进取,不断增进当代意识;创作主体具有独特的、自由的审美创造精神;甘得寂寞,潜心创作,满足实现自我的精神需要,等等。本文拟结合澳门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联系澳门文学创作具体实践,试图概括、归纳出澳门当代文学的部分特质,抽绎出澳门当代文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冀望对研究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流向,特别是研究中国地域或区域文学,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文学经验。     

中国文学传统转型的内在机制

陈伯海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形成于一次次转型之中,转型并不脱离传统的建构,而是传统演进的重要表现。朱德发认为,在中国文学向现代的转型中,更应当关注文学内容的转型,同时明确文学转型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学样式都发生了转型。姚文放探讨了文学传统转型的内在机制,认为文学传统常常在不同时代的接受、阐释和再创造中发生偏离和变异,文学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转型中完成的。方忠认为,中国散文到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艺术转型,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创作的主体意识、本体意识、流派风格、语言符号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