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与职业道德

至少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少数当权者“专利”的危害,他们主张“导利而布之上下”,就是让各种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好处,认为这样国家才能够巩固。当然,这种“逆耳之言”,不会被人接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上下内外,无不明争暗斗,为谋自身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形势,有些明智的思想家又提出“义”来,使之统帅、调剂“利”。晋国的赵衰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27年》)。住在申地的申叔时对楚国的贵族说:“义以建利(《左传·成公16年》)。齐国的晏婴也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从此义利兼顾,义重於利,以义制利,以义求利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就开始形成,并影响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包括职业道德。然而,和各种价值观一样,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许多矛盾和曲折。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新时期如何把握义利观的辩证思考

新时期如何把握义利观的辩证思考门红卫（一）义利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哲人们就开始了义利之辩。在孔子思想中，“义”含有应当之意，引伸为一般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功效。按孔子的看法，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本身具有至上的性质，他说：...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论语》义利观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读物,蕴涵其中的＂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论语》中的义利观为当代构建了明辨义利的价值模式,有助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功利化,为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参考。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评价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评价孙玉刚（一）义利观是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义”即指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利”主要指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义与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抱有的观点、态度便形成了义利观。对这个问题进行较详细论述的，可以说始于孔子。他在...     

王船山义利观辨正

船山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学界多把他的义利观等同于儒家的传统义利观:重义轻利。其实,这是对船山义利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船山的义利观至少包含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层面。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义利观的误解与误读。     

陈亮的义利观

通常以为,陈亮义利观的核心是“义利双行”(朱熹语),然而这“双行”到底是怎样个行法,我以为学界并未说得十分清楚.本文即想从陈亮义、利概念的内容、两者关系,它与正统儒学的本质区别以及影响诸方面,对此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概念,张岱年先生曾有一个比较明了的诠释.他说:义即当然,亦即行为的制裁.然义之标准何在,有对立的两说,一说认为应当是人民之大利,此墨家之学说;一说认为应当是人之所为人者,亦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儒家之学说.所谓利,则是能维持或增进     

中西义利观及其管理的比较研究

任何管理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义利观的影响.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为儒家的"以义制利",它导致管理活动以"义"为中心,注重追求精神(道德)价值的实现.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为功利主义,它导致管理活动以"利"为中心,注重追求物质(经济)价值的实现.正确的义利观应该是义利统一、义利并重,基于这种义利观之上的管理活动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读《张澜传略》

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读《张澜传略》史品谢增寿、康大寿两同志合著的《张澜传略》，是《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丛书》开篇的第一部传记，也是迄今系统研究张澜生平和思想的第一部专著。两个“第一部”，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属于开创之作，《张澜传略》由档案出版...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孔子、墨子义利观之比较--兼论两种义利观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孔子重义罕言利和墨子尚利贵义的两种义利观的分析比较,指出孔子的义利观统一在义上,义为核心;墨子的义利观是以利为本,义利并举;同时指出两种义利观在中国人观念上的影响.对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义和利的关系,提出几点建议义和利都要兼顾;把义和利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和发挥义的内在价值功能.     

树立共产主义的荣辱观

<正> 荣辱观从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在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光荣,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并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荣辱观,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关于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问题,我国古代不少人作过研究。战国时代的荀子还写了《荣辱》篇,他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简注》第28页)等等。在荀子看来,不管是“先义”还是“后义”,其出发点和归宿都离不开个人的“安危利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儒家先义后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再认识

儒家先义后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再认识张守军，冯郁义利关系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议论到的一个问题，其中对中国社会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它首先由孔丘提出，到战国时期，又由孟轲、荀况予以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先义后利理论。孔丘、孟轲...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内涵

义利观是传统伦理思想史重要的范畴。王安石的义利观既扩大了＂义＂的范畴又突破了＂利＂的内涵;既解决了公利和私利的矛盾又强调了先利后义和义利统一。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