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

唐代藩镇是古今中外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唐代藩镇的几种研究模式有:藩镇跋扈说、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类型)论、藩镇的社会基础论、河朔藩镇的胡化说。这些理论模式无疑推进了唐代藩镇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代藩镇的不同面相。应该把传统学术和现当代学术联系起来,客观全面地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总结出唐代藩镇的研究模式,展示唐代藩镇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孔。进入新世纪以后,唐代藩镇研究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要使唐代藩镇研究重新充满活力,就必须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观察唐代藩镇,会使藩镇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河朔地区在中古时期政治军事形势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唐代河朔藩镇的个案研究学术积累深厚;藩镇内部的官僚体系进行等第的划分也有了可能;大量的墓志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并集结出版,提供了资料准备。因此,从社会流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唐代的河朔藩镇,已经初具条件。     

从新刊唐代《李仲昌墓志铭》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

陈寅恪在分析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政治社会史时,提出过一个士人"北走河朔"的问题。《李仲昌墓志铭》与《郑氏合祔墓志铭》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安史乱后士人北走河朔的认识。从家世和出身两方面看,北走河朔的士人的范围十分广泛。中晚唐河朔藩镇的内外斗争,使得他们北走河朔之后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尽管只是一个个案,李仲昌的仕历、婚姻以及死因之谜展现的正是唐中期以来处于变动中的河朔地方社会的一个侧面。     

唐代平卢淄青节度使略论

平卢淄青节度使①是唐代重要的藩镇,《新唐书·藩镇传》把它列在魏博、成德、卢龙河朔三镇之后,位居第四.事实上,安史乱后一段时间里,淄青镇兵强马壮,地广民众,在诸藩镇中“最称强大”②.并且它同河朔藩镇结党联盟,与朝廷对抗,确立了以节度使世袭制为主要内容的割据统治.然而从宪宗元和年间平定藩镇之后,淄青镇与河朔三镇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河朔三镇很快便恢复了割据自立的局面,朝廷亦公开承认其割据地位;淄青镇则被朝廷分化瓦解,由一个跋扈割据的大镇变成了三个听命于朝廷的节镇,唐朝廷的     

“书剑双美”: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

中晚唐河朔藩镇在社会流动方面呈现出重才干而轻家世的趋势.河朔军事精英的才干是在河朔藩镇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河朔藩镇的军事参与率高,军事训练受到重视,武艺精湛者往往从中脱颖而出.但武艺只是军事精英及其子弟维持其地位的一个方面,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们研习军事著作,接受文化教育,从而拓宽了社会流动的渠道.     

唐后期河北道区域性经济的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后,首先在叛乱发源地——河北道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大部分时间里,河北道主要被魏博、成德、卢龙、横海四个藩镇所割据。这些藩镇虽然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但实际上是割据不臣的。他们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自署文武将吏,有自己的土地,不纳赋税,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在这些藩镇中,又以被称为“河朔三镇”的魏博、成德、     

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藩镇,是唐代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唐后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到它,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藩镇和藩镇割据并不是同意语。自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八十九个,参与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约占这时期藩镇总数的12%强,但多被消灭。真正长期以半独立状态而存的只有河朔三镇,占总数的3.3%, 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导致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但唐王朝仍然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央政权有急骤的衰弱,也有逐渐的复兴,如果以割据叛乱概括藩镇是无法说明上述事实的。我们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     

唐人马嵬情结的审美心理阐释

马嵬情结是指唐代诗人对马嵬事变及事变中唐玄宗与杨玉环爱情结局的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而持久的关注和评判。这种关注有着深刻的社会审美心理成因。它还兆示了中晚唐世俗化的社会审美倾向的滋生、因藩镇跋扈宦官擅权而导致的皇权削弱和帝王权威在士人心目中的下降以及唐代文禁的松驰。     

德、宪、穆、武四朝赐姓名研究

在唐德宗到唐武宗的七朝中,德、宪、穆、武四朝均有赐姓名的现象,其大体可以分为对藩镇的赐姓名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通过对藩镇的赐姓名的分析可知,藩镇内部继承已经成为了河朔型藩镇的主要继承方式,同时军功亦是被赐姓名的关键所在;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则反映出宪、武两朝在整体国力不振的情况下,对于相关民族短期内仍旧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对这一时期赐姓名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唐廷与藩镇及相关民族的关系。     

唐代文人的入仕途径

唐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具有打破贵族世袭，任用贤才，唯德是用的观念，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给唐代整个文人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程度及其对文人自身命运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唐代文人入仕的其他途径还有荐举、征辟、入幕等，当然，也有门荫入仕的文人。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论唐代科举制度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唐代科举主要的考试科目及考试方式都与古文有关。文章复古者对科举考试不良倾向的批评和改进更是从制度上肯定了古文理论的合法性,规范和制约了天下文士的文体选择和风格倾向。这批文章复古的倡导者利用科场来培植革新力量,从而更加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势力和影响力。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中晚唐新旧士族斗争不断。在子弟登科问题上，双方利用一些科场事件制造事端，以获得各自子弟登科的最大利益。随着党争的强弱分化，代表科举出身的新官僚牛党全胜，子弟问题逐渐变成了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从而逐渐淡化。唐末五代的战乱对新旧士族官僚打击最大，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随之被消弱，科举考试逐渐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建中之乱”始末与德宗朝初年若干藩镇问题

唐德宗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发动了针对魏博、成德、淄青和山南东道四镇的讨伐战争。这场旨在扫平割据藩镇的军事行动,前后绵延七年之久,涉及唐朝东北、西北、中原及西南的诸多藩镇,导致了两次叛乱性质的兵变和皇帝的两次出奔,史称"建中之乱",亦称"四镇之乱"。"建中之乱"历来被描述成为一场一无所获的冒进军事行动,其实不然。本文将叙述这场武装冲突的始末,探讨其如何促使唐中央政府和原先割据的河朔三镇重新进行力量对比,并且附带性地促使皇家嫡系部队神策军的崛起及解决唐王朝的痼疾朔方军问题,重新形成安史之乱之后四方藩镇相互制衡、藩镇林立而中央政府屹立不倒的新格局。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从屈原看白居易的人生哲学

人生挫折失意难免。屈原作为中国贬谪失意人生坐标。耸立在世代官场无数人的心头。看过屈原这么壮烈投水自沉的呐喊后r面对失意时,调适心情,选择乐活,这是汉代拟骚体龙蛇人生哲学的体现。与中唐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相比,自居易应该是运用龙蛇哲学最成功的一位。勤读儒家经典的中国读书人。应举入仕。期待经世济民。施展经国韬略的初衷应该是一致的;但遭受挫折后的转向则有所区分。韩愈贬潮州刺史嘱咐十二郎在瘴江边等着收骸骨。刘禹锡、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是同声哀叹。经过早年《秦中吟》、讽谕诗。贬江州作的《江州司马厅记》,应该是自居易龙蛇人生哲学最明确的宣告。自此以后。自居易都以龙蛇哲学。追求知足保和。放达适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