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结合访谈得到的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情绪体验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问题是全国性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现在提的农民工大多指90年代出来务工的农民,不同于早期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仅具有他们自己的特征,而且他们的社会资本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社会资本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建构: 语言认同的视角

主体性建构是农民工形成自我认同,嵌入城市社会结构的表征.文章通过东莞市的个案,从语言认同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作者认为,流入到东莞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学习粤语的行为表现,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努力嵌入当地社会结构的自我定位.他们通过语言这个渠道进行自我包装、印象管理,克服在社会流动中遇到的文化隔阂,试图跟随社会变迁的脚步实现城市融入,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消费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与农村社会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消费实践成为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主动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自由劳动”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版图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成本,自主成为“数字产消者”,实现对主体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趋同城市青年的消费形态,表达对城市“新市民”身份的乐观想象。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双重边缘化中的人际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如今,以QQ、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普及,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交生活方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同样如此。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使用,则会发现社交媒体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复愈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时期与血缘群体断裂的情感支持;密切和地缘群体因时空而疏离的多重支持;维系和业缘群体因流动而不确定的信息支持;建构和趣缘群体在虚拟空间产生的认同支持。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和这些关系群体糅合为一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掌上新家、电子同伴、信息线人和秘密“后台”。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与转变:基于承认的视角

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社会形成了“农民-工人”相分离的主导的身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农民与工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实现了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奇异结合,“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的建构是错误承认的结果,因而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需要合理的承认来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媒介之维:立场、视角与方法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扩散和深度渗透,媒介化社会日益成为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可忽视的时代语境,传播学也由此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学科视角。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其它学科的对话,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性特征,并立体地展现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实践图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以勾连媒介与社会的研究立场、自下而上的底层研究视角、深入日常生活的介入式研究方法,来管窥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实践中的"在场"和"嵌入",实现在这一研究领域"传播学的发声"。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供给缺失现状,从成本收益、社会阶层、公共产品、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价值,把握媒介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张力;(2)履行大众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意识;(3)加大社会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提供便利条件;(4)以政府为主体,建立涉农传媒产品的供给投入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

由于所接受的农村母语教育是一种弱势的母语教育,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也没有母语教育的应然地位,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语言态度与使用问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弱、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及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缺失的状况。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因此,应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举行诸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培训辅导,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以语言交际力和阅读习惯培养为中心的母语补偿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的保障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兼具私权和社会权属性的居住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其城市融入的必要组成部分,各国立法已有居住权保障实践。因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长远性。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在自我保障、单位保障和公共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保障机制的建构势在必行。应依据权利保障的过程要素,立法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发展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激励和监督用人单位承担住房保障责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住房保障、明确和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建立居住权的民事诉讼、行政复议和公益诉讼的法律救济机制。     

对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探析

广大的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如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发展权、民主政治权等。文章在分析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其权益缺失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了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看法和建议。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社会流动视角下基于湖北省黄石市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如何引导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变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社会流动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几个方面探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各种途径,对于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障碍,尽早实现农民工城市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

基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被动型返乡意愿。社会融入视角下,制度因素是显著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返乡意愿的先决条件,而个体因素对于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强烈与直观,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变"推"为"拉",使返乡与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由于身份不被城市接纳和对乡村的不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结构维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动机,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往往交织在一起,并随打工经历、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方向性。据此提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