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机会结构及对策

2008年我国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群体性事件是普通民众的"利益的社会表达"形式之一,其产生的机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制度缺陷、信息断裂、风险焦虑以及诉求挫折.它们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结果,政府应当从完善制度建设、政务透明建设、民意表达机制建设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寻求积极的应对策略.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     

风险社会中的集群行为——法社会学视阈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其解决机制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特征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发生在风险社会中的一种集群行为。风险社会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集群行为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我们应当明确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特点,从而确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原则和解决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以广东茂名PX项目事件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呈逐渐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茂名市PX项目群体性事件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在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应事前加强预防,做好预案,完善信访等沟通渠道;事中掌控现场主导权,利用媒体和网络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事后完善评估,加快恢复速度,提高公众认知。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及其应对

重大建设项目面临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两类风险.目前我国的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着公众参与环节的薄弱环节,由此衍生成环境风险转变社会风险的演化机制,酿成群体性事件,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建立重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演化的防火墙是实现源头治理的关键.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宁波镇海的群体性事件为案例,分析了我国目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强化公民实质性参与为突破口,深化重大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而阻止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的演化.     

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初探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加快,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其中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更为突出。其除了具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性特点以外,还具有指定对象的特殊性、规模性等特殊性特点。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可以从国有企业本身、民众、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来看。政府应采取控制高耗能和高污染国有企业的迅速扩张,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等措施来有效的预防和应对由国有企业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     

环境风险的社会建构论阐释

环境风险的认知和评估一般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事。然而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根本上是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逐渐把环境风险纳入其研究范围。文章基于西方文献阐释了社会学中社会建构论对环境风险的研究,着力关注风险的生产与组织、权力、国家、强加的风险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

本研究以民众的疫情风险认知、认知水平、心理行为变化、对政府举措的评价、经济发展的预期等8类指标为基础,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进行了两次调查,通过对两次调查结果的研究分析,得出了江西民众"非典"期间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论突发环境事件中的政府环境应急责任

突发环境事件的本质是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风险向现实转化,防范风险是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应在突发环境事件中承担起基础性的责任.现行环境立法中政府环境应急责任存在缺失,需要建立"分级"政府环境应急责任体系和确立"分期"政府环境应急责任.     

基于增长模式与博弈策略对群体性事件的经济分析——兼论政府改革与司法目标

针对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状,旨在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思路.认为须改变目前以国家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而产生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立法,避免与民争利;在行政机关治理中引入"纳什均衡"的博弈,达至提高政府效率,利于民众的效果;舍弃司法机关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经济利益高于公平正义的司法价值观,重新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的司法准则.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环境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及其超越——以厦门PX事件为例

中国公众的环境维权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面临着合法性等诸多困境。本文以厦门PX事件为个案,首先对厦门PX议题的建构过程进行了描述,然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厦门PX事件是如何超越合法性困境的？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与目前中国的环境政治格局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有关;二是科学家、时评作家和媒体在PX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三是厦门市民在PX事件中所使用的策略。厦门PX事件的合法性困境的超越虽然还不具有制度层面的意义,但仍可窥视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新动向。     

利益沟通视角下基层维稳新思考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我国基层社会的稳定,而稳定历来都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通过对现实中典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揭示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沟通机制的不健全。通过对沟通机制中基层政府责任缺失、民众利益表达存在问题以及沟通渠道不健全三方面的分析,详尽地阐述利益沟通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强化尽责的利益接收主体、培育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以及畅通并创新利益沟通渠道三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措施。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通过剖析一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提示人们在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面临的困境时,如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兼顾城乡环境公平的两难,寻求公益和私益的平衡等,多方主体务必要做好沟通协调: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仲裁者引领作用,需要唤醒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畅通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和救济渠道。     

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风险指标构建与群体性事件预警论析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城乡结合部在发展与治理过程中隐藏着制度性风险、利益矛盾冲突、政府失灵及公共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本文在对城乡结合部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了风险领域,设置出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并进一步按照社会风险发生过程构建出了具体的警源指标、警兆指标、警情指标,提出了社会风险计算方法、划分了风险等级,尝试性地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我们在完善预警机制、预警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动态预警模型.     

循例而鉴：突发事件危机沟通中的“镜鉴效应”

危机沟通是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有研究多从“信息输出端”分析沟通过程,对“信息接收端”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民众主体性建构过程的分析,是完整理解危机沟通特别是认知偏差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引入“结构-过程”分析范式,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大数据分析发现：突发事件的危机沟通中存在典型的“镜鉴效应”,民众因循往例开展事件比较,建构个体认知并进行情绪表达。在既往事件“固化效应、标杆效应和首因效应”的作用下,人们会形成对当下事件的“从严责任判定、从重情境界定、从速处置预期”。“镜鉴效应”的产生是政民互动的焦点偏移、网民情感的固化认知、社会情境的传播放大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政府要提升自身公信力和回应性,有效回应民众的差异化诉求,实现基于不同危机场景的“适应性治理”。     

关于群体性事件“新思维”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并强调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笔者就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从法社会学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浅议信息化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

当前,群体性事件具有数量上升、暴烈程度增强、网络负面效应增大、事件规模不断扩大等发展态势,而公安机关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却面临着许多困境。为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应采取以下策略：加强社会舆情适时监控,实现事件苗头早发现;发挥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作用,促进民众作出正确选择;完善信息共享环境,确保部门协作渠道畅通;提高情报信息综合研判能力,制定针对性应急处置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