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与“黑色系列”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 2 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黑色系列”是指上世纪末以来 ,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出现的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并加以批判与反思的文艺作品。从“红色经典”到“黑色系列” ,我国的主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 ,又在思想与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开拓、创新。“红色经典”作品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 ,而新时期文学的“黑色系列”力戒阶级至上的弊端 ,在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和人的情感心理的无比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

由于内在机缘和外在契机的双重影响,"红色经典"的改编与重拍在近年来出现热潮,但改编后的影视剧却未能重现昔日的"经典"。故事模式、人物形象和爱情戏的掺入,使其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差太远,并在商业运作的导向下,呈现出媚俗化倾向,越过了观众的接受底线,从而招致非议,这不利于影视剧自身艺术的健康发展。"红色经典"的改编和重拍是必要的,但是在提防媚俗化商业倾向的同时,如何再次成为经典,这是其作为艺术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之死是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表现内容,是革命者英雄人格的最终完成、革命理想价值的最高体现。红色经典中对英雄之死进行了价值替代和有意义补偿,个人价值被融入了集体价值,肉体的湮灭意味着精神的永生等崇高意义的诠释。红色经典还对英雄之死的描写采取特殊的叙事策略,使用了“观看”模式和仪式性话语,这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产生重大影响,但也形成对死亡的单一价值判断和僵化的写作模式。     

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再谈"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英雄人物

电影和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是中国影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因此,中国影视的商业化环境和制作也处在一个过渡和完善的阶段.于是,影视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浮躁、生硬和幼稚的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热潮的掀起除却"红色"招牌、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一些不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在审美文化判断上出现失误,把商业化运作和英雄形象对立起来,伤害了观众的感情.事实上,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英雄形象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关系,"红色经典"的英雄神话带有一定的商业类型特征,完全有可能把"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政治神话成功置换为商业神话.从影视商业化的规律看,商业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从来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是巧妙地包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革命文化视野中的河北“红色经典”》

该书运用文学、党史党建等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首次对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充沛的激情和理性分析中,彰显了河北"红色经典"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引     

“十七年文学”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言小说创作与"十七年文学"范式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17年间的"红色经典"对莫言创作思想的形成、创作风格的确立,甚至创作题材的选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言批判性地接受了"红色经典"的影响,他以民间立场把"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人物写进了现代中国的变迁史,从而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写出了不同于"红色经典"史诗品格的另一种历史风貌。     

“红色经典”版本研究的误区与矫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批如今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版本研究业已有诸多成果,但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包括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红色经典"潜在或显在的学术偏见等,由此造成了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规范。正因如此,研究"红色经典"的版本应该要注意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与功底,展开不带定见的精校细读,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综合研究,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红色经典”:艺术真实是怎样转变成历史真实的

重新评判红色经典的功过是非,关键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而是要研究它怎样被转化成了历史真实;只有解决了这一重大而务实的理论问题,才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因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非意气用事的妄加指责,才是正确对待红色经典现象的批判理性精神。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林海雪原》:“兵”的传奇与“兵”的神话——重读“红色经典”系列之一

<林海雪原>是一部以战争题材为叙事内容的"红色经典",作者通过描写少剑波和小分队在剿匪过程中的"神性"智慧和"超能力",夸张性地表现了"兵"的传奇与"兵"的神话,进而深刻反映了作者崇高而神圣的革命英雄主义理想.     

一种类型的新与变:从“红色经典”到“谍战剧”

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在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书写和类型化策略诸方面的表现与运用上呈现出全新面貌,最终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类型取代。具备商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在高潮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但只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纠正对正史的歪曲和戏说,避免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达到类型的突破和创新,谍战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从“恶搞片”的传播看受众的接受心理

2005年底,网络上兴起了一种"恶搞"短片.随后,这股"恶搞"之风愈演愈烈,"恶搞"对象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以至蔓延到了红色经典、英雄人物.广大受众对"恶搞片"的接受心理也从开始的"一边倒"到后来的渐趋理性.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应明确两个观点一是不能把红色经典等同于历史事实;二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传播方式应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传播红色文化的百年回溯与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建党进程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推动红色文化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运用报刊、书籍、标语、文艺作品等形式,对工人、农民、战士和党员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色文化传播走上了组织化、制度化、系统化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统一的指导思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对全体民众开展广泛的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进行红色文化传播工作的理念逐步科学化、现代化,逐步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传播格局,规定高校思政课的主阵地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传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突出主流媒体地位、开发媒体融合功能,推动红色文化传播迈向新台阶.     

重新审视“红色经典”中作为“他者”的反面人物

在"红色经典"人物谱系中,反面人物与正面英雄人物相比,所占篇幅很少,在书写上存在着脸谱化和概念化倾向,历来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当我们从人物描写策略、叙事功能及叙事地位等方面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后,就会发现其中不乏给人印象深刻的反面人物,甚至这些反面人物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