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的哈剌赤与兀剌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 ,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剌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 ,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蒙元时期的哈刺赤与兀刺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刺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考

蒙元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使其尚公主,并列为第五子。蒙哥汗在位期间,亦都护家族卷入蒙古汗位争夺的矛盾中,与蒙古王室的联姻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几位亦都护的努力,到火赤哈儿的斤时,又重新恢复了联姻关系。蒙古王室与亦都护家族基本上世代保持着联姻关系,一直延续到元朝的灭亡。通过联姻关系,畏兀儿人成为蒙古统治者重要的政治、军事盟友,为稳定西域的局势、征服中亚以及南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尔沁蒙古史略》评介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日查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长命合写的《科尔沁蒙古史略》2 0 0 1年 4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章论述了合撒儿生平、分封领地范围、合撒儿诸子及其后王的史实以及被元朝皇室封为“齐王”的过程 ,并利用原苏联考古工作者发现的相关资料 ,专题论述了蒙元时期合撒儿家族领地的自然环境、人口繁殖、宫殿、城池的兴建、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认为 ,元朝灭亡后合撒儿家族所属科尔沁部立于中央蒙古六万户之外 ,成为“藩王”控制下的独立的万户 ,是与蒙元时期合撒儿家族的强盛密不可分。第二章…     

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

语文建设对蒙元时期的群体性认同产生深远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选择和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超越性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的语文规范化建设最终形成了蒙古民族的现代认同格局。蒙元语文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蒙元时期语言认同建构之经历与经验

蒙元时期语言文字的建设对蒙古社会的群体性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元朝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蒙古语文的规范化表明蒙古民族认同的定型化与层级化.蒙元语言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今语言认同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畏兀儿政权归顺蒙古。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大批畏兀儿人入居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或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蒙元时代,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推崇与扶持,藏传佛教盛行全国,于是畏兀儿人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修习藏传佛教的僧徒。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头琴源流小考

蒙语名为“毛林胡尔”的乐器,汉语名之为马头琴。马头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 根据蒙文《蒙古秘史》(1240年)、《黄金史纲》(1625年)记载,当成吉思汗(1155年——1227年)兴起于我国北方大草原时,蒙古族的胡尔(亦称忽兀儿、潮尔已广泛用于他们的生活、祭祀之中。《元史》中称:“奏乐者,曰虎儿赤”。著于十三世纪蒙文《十善福白史》中,记载了“胡尔赤”、“潮尔赤”等奏乐者的名称。这些胡尔、潮尔、胡尔赤(虎儿赤)、潮儿赤等蒙语名称沿袭至今。根据以上历史记载,胡尔、潮尔的产生早于元代是无疑的。早自何时呢?笔者认为早自唐代。     

十四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蒙古宗教概述

1368年随着蒙元王朝失去在全中国的统治退回蒙古草原后,曾兴盛一时的西藏佛教萨伽派(红教)的势力也随着元朝的衰微而江河日下,甚至几于绝迹。而萨满教则又恢复了往昔的统治地位。 元室北迁后,一部分红教僧侣跟随元朝统治者前往蒙古草原,在故都——和林仍沿用国师封号,主持寺院。蒙古西部的卫拉特部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末仍有西藏佛僧来往于卫拉特部与明朝之间,他们除了布教还担负着外交使命。位于卫拉特部西南的赤斤蒙古卫亦信     

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

清代二百多年对蒙古族的统治,以喇嘛教对蒙古的影响最为深刻。这种影响,远远超过元、明时代。清代不仅使喇嘛教盛行于蒙古,而且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并进而起到支配的作用。因此,清代的喇嘛教政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清朝入关前的喇嘛教政策 清朝入关前,喇嘛教已由蒙古传入满州。据辽阳莲花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记载:1616年(天命元年)前后,西藏僧斡禄打儿罕囊素法师“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清太祖努儿哈赤为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诸部,对于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1621年(天命六年)8月法师死去,太祖为他修建宝塔。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日众,他继续采取优礼喇嘛教的政策。对于前来的西藏喇嘛,如卫征囊素喇嘛,巩格林臣喇嘛等,均“赐宴赏赉有差”。1634年(天聪八年),皇太极平定了林丹     

再释"探马赤"一词及其与"探马赤军"的关系

本文通过参考中外蒙元史家关于"探马赤"一词的不同看法,对其来源和释义进一步加以分析,并且采用元代史实阐述蒙元时期探马赤军的本质与特征.     

再谈蒙元时代的孛可孙

本文探讨了元代史料中屡见的"孛可孙"一词的词源和职掌,考察了这一蕴含着强烈蒙古因素的职官在蒙元时代诸汗国的流变。孛可孙源于"饱食"一词,最初的职能与宝儿赤相近。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官僚制度的建立,孛可孙的职能产生了分化,承担起关支粮草的职能,得以掌握甄别怯薛的权力。汉式官僚机构度支院专掌刍粟,其设立与武宗时期的政治派系斗争密切相关,其实并没有将孛可孙最核心的职能纳入其中。     

“新巴尔虎”小释

新巴尔虎是与陈巴尔虎相对而言的。新巴尔虎与陈巴尔虎同出一源,通称“巴尔虎”。“巴尔虎”是蒙古族中最古老的一支,史籍上早就有记载。《蒙古秘史》中称之为“巴尔浑”,《史集》上称之为“巴儿古惕”,《元史》等称之为“八儿胡”或“八儿忽”。 历史上,人们曾因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巴尔虎蒙古人居于多数,故而将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亦称为“巴尔虎地区”。受此影响,至今人们仍习惯将呼伦贝尔草原称为“巴尔虎草原”。而“新巴尔虎地区”或“新巴尔虎草原”,则是具体指新巴尔虎蒙古人驻牧的新巴尔虎左、右两旗。     

一部开拓性的元代地方史书——《蒙古定蜀史稿》评介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蒙元史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全国性的通史中,对于元代地区性的历史,一般都写得比较简略。如果能从地方史研究入手,来加强这一薄弱环节,也可谓开拓蒙元史研究的一条途径。陈世松同志根据老一辈蒙元史学家翁独健先生的建议,勤奋刻苦,用了六年的心力。写成了《蒙古定蜀史稿》一书,新近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集中叙述了十三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蒙古军攻占南宋四川的历史过程,探讨了形成元代四川历史的前半部分的特点,论述精到,观点新颖,史料丰富,不失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史学著作。《蒙古定蜀史稿》具有鲜明的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抓住了蒙元时代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选题,把地方史贯通于通史之中,丰富了中国通史的内容。蒙元时代武功之盛,这是举世皆知的。在三四十年内,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们不仅征服了中国西部的西夏和西域一些国家。而且象暴风骤雨一     

论蒙元时期蒙汉种族融合

蒙元时期蒙古族与汉族的种族融合有两种 :一种为离开蒙古本土前往汉地的蒙古人的汉化 ;另一种为离开汉地前往蒙古高原的汉人蒙古化。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交流是以回赐和纳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交流则表现在农业、医学、人文等等方面。蒙古与高丽种族之间的融合不仅表现在蒙古与高丽上层之间 ,而且还表现在普通民众之间     

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蒙古族图腾问题质疑

蒙古族图腾问题质疑陈烨一、狼－鹿说的源起及其证据之不足《蒙古秘史》开篇即云：“承受天命而生的苍狼与惨白色鹿相配了，他们一同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唤巴塔赤罕。”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关于蒙古族狼－鹿图腾说的明确记载，且为不争之实...     

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兴起

本文着重就佛教三大流派之一的藏传佛教于蒙元时期在蒙古的兴起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并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兴起的缘由、过程、特点、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     

喀喇沁阿力素地名考——读和田清博士《明代蒙古史论集》

位于松岭山后的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乡九佛堂村,民间口碑地名作后背,蒙语作阿力素。据作者拙见,此阿力素之地,正是北元末代五帝东迁后的驻牧地。 一、此阿力素之地,与对察汗儿达子大部落住处的记载方位一致。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以下简作《论集》)引证《武备志》所引《兵略》说:“察汗儿达子大部落,山后地名阿力素等处住牧,系辽东、辽西边外,离边三百里,近奴儿哈赤。”接着说:“所称察汗儿达子,意即蒙古察哈尔部,所说山后是今座落在土默特北界的松岭山脉把察哈尔部分成山前和山后,山后的大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