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多维意境

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已是耳熟能详，该论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等批判方法探究其诗化叙事特征，具体表现在“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如梦如幻的风景画”“生动隽永的意象”等多维意境，共同构筑起京派乡土小说的诗化叙事空间，进而阐释这一叙事策略背后的文学价值。      

蒙古族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蒙古族灵幻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在作家笔下以不同的内涵反复被描绘被建构,而且在叙事中发挥着推动情节进程、烘托塑造人物形象等重要叙事功能,有时候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灵幻作家们通过“自然”意象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生命、精神以及生存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可能性。     

再论台湾文学“乡愁”的叙事类型

台湾20世纪50年代后,文学“乡愁”强烈地显现出“遗民”内生性“故乡原型”的原始驱动力和顽强的中国民族意识。台湾文学的“乡愁”演绎着对中国文化之“根”的追寻和民族国家认同之思。分析台湾“乡愁文学”中的遗民情结,并由此影响两蒋时期在台湾岛内外社会政治因素关照下的“故乡原型”意象在文学“乡愁”中的独特存在,揭示台湾“乡愁文学”叙事中,“战斗文学”面具下“怀乡”的“乡愁”叙事、“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叙事和“无根”文学在原乡时空叙事下“乡愁”的国家认同。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

建国以来,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研究,是文艺理论界时有触及的课题。对人民民主专政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与人民性之问的关系,一直颇多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一、党性高于人民性,文学的党性原则包含了人民性的内容;二、党性原则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而言的,人民性只适用于对待古代文化艺术的吸收和继承;三、社会主义时期,提倡人民性就是对党性的亵渎和反动。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艺术源于生活,从本质上说,就是源于人民的生活。中外文学史上,凡是来自人民生活底层的咏唱,必定溢发着人民感情、愿望的芳香,也只有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艺术品,才能在文学艺术的长河中留下经久的浪花。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坎坎伐檀兮”的尖锐讽刺中,我们听到了人民强烈憎恨的切齿之声;在《天方夜谭》的娓娓叙     

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悖论——基督教叙事视野中的《简·爱》

《简·爱》的爱情主题和女权思想均与小说的基督教叙事密切相连。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别考量作家童年生活的宗教氛围、小说文本的基督教叙事传统和对这种传统的创造性叛逆,来论证小说皈依与反叛、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复杂宗教叙事体系,进而反映作家在基督教思想方面的矛盾性,并深刻理解小说文本的“宗教人文主义”情怀。     

典型向意象的流变——新时期小说叙事的重要转向

综观新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意象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流变趋势。其中小说创作中意象的集中出现和写意倾向的增强,是作家们有意识的追求,体现其各自的创作理念,也展现出叙事文学创作方面新的征兆与不可忽视的潜力。相应地,以现代原型批评理论和方法为主,综合运用其他相关研究方法,深度分析探讨小说叙事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及其置换变形现象,从理论批评的侧面显示出新时期叙事文学观念的变动,揭示其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特征以及与建设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关系。在此,贾平凹反复提及的写意、意象、水墨画的叙事文学可为典范。将上述现象置于中国文学百年来的大变局中,则可看出从西方借鉴的典型范畴和观念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在新时期发生的向意象的流变所具有文学思潮史的意义。     

贾平凹小说叙事的山地文化意象

运用文本细读方法,探析贾平凹小说叙事的山地文化意象,认为商州山地文化元素和意象是贾平凹打造的文学商州世界的标签和文化地标.它们既是贾平凹整体意象叙述的组成,又形成其鲜明的叙事风格和文化内蕴.在贾平凹小说艺术架构中,这一叙事特点的价值不可低估.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     

文学评论中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本文认为,文学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是有区别的。文学人民性的原本意义是文学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其涵盖面是有限度的。通过扩大人民性中“人民”的范围以扩大文学人民性的涵盖面的作法难以行得通。对古代文学的评论中应区分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并坚持人民性的原本意义,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茶馆酒店:中国现代小城叙事的核心化意象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叙事空间,系由小城文学、都市文学和乡村文学这三大板块组成。不同于后两者的意象呈示,茶馆酒店因其普遍性和中心地位而成为中国现代小城叙事的核心意象,揭示了小城社会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及精神状貌,并借此表达了现代作家对小城人生负面价值的批判态度。     

论“五四”小说中的自我表现

一作家“自我”普遍而突出地渗透于文学特别是小说之中,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奇观,虽说“五四”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在于以白话文和现代技巧为现代意识的载体,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顽强反叛和大胆革命,而作家“自我”在文学特别是在小说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说是另一独特标记。的确,“五四”作家对“自我表现”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创造社首先举起的大旗便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郭沫若主张“文艺的本质是主观     

兰斯顿·休斯小说《并非没有笑声》的意象叙事

兰斯顿·休斯在小说《并非没有笑声》中运用了大量的文化和自然意象来建构文学审美的黑人世界,以表现黑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迥异于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特质,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多元意象的叙事不仅是小说的叙事内容也是叙事手段,体现了休斯多元文化的创作主导思想。     

论莫言小说中动物意象在叙事中的流变

提到《白狗秋千架》,相关研究者知道这是莫言受《雪国》影响而创作出的短篇小说,却很少有人重视白狗意象在莫言小说动物意象的转折点处所承担的重要作用。白狗意象是莫言小说动物叙事的一个新起点,之后才有《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等作品对于动物意象的扩展,甚至以动物指代人类进入小说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体现了莫言文学的魔幻主义。在动物意象的创作上,秋田犬的启示意义固然不可忽视,但也不能否认莫言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是莫言的动物叙事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来源,是莫言文学动物叙事的特色。基于川端康成的影响,白狗和秋田犬的意象关联作为其切入口,展示了莫言文学中动物意象从神秘性到魔幻性再到批判性这一流变的具体过程,同时也为解读莫言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陈登科《风雷》文本生产的社会学考察

作家陈登科一直受到新时期文学史和研究者的冷落。1950-60年代,出于深刻的愧疚体验和忏悔心理,陈登科依托朴素的现实主义情怀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风雷》。《风雷》的文本生产过程,交织着文学与政治的妥协,编辑、出版社、文学政治权威、出版审查机构(甚至包括读者)等权力主体在一体化思维的规约下共同参与塑造着小说的审美形态。难能可贵的是,陈登科这一由主流政治培育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在"十七年"合作化叙事成规边缘地带作出了罕见的创作实验,对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写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节制性的探索,这种叙事实验不妨理解为作家对知识分子情操有限度的维护。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     

探究现代派文学的文化语境与文化精神——评李洪华著《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从形式批评的角度细读文本成为一种倾向,改变了以往仅仅关注作家、时代、思想等外部研究的格局,学术研究开始关注意象、隐喻、象征、文体、叙事等文学内部研究.     

论人民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

文艺的人民性问题的提出,是始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即作品中的普通民众的地位及作者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在社会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上的文艺中,人民性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人民性的思想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外古今的文艺史上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对于人民的奋斗精神、理想愿望表现了支持意向,对于普通民众的悲苦命运、不幸遭遇表现了同情态度,都是人民性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的人民文艺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相适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显现为新质的人民性,实现为与文艺的社会主义党性的一致性,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保证.     

京派文学意象的审美特征

京派文学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文学现象,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京派意象是中国传统诗艺与西方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诗学思潮相融合的产物。突破中国古典意象长期积淀的原型性象征模式,克服西方意象有象无意、意与象相剥离的缺点,成为京派作家对世界万物带有强烈的个体生命色彩的审美途径,体现着现代作家对文学本质更为深入的感悟。另外,京派注重意象在诗歌以外文学领域中的运用,促成了现代文学中各种文体间的相互融合,尤其是诗歌、小说、散文之间,从而推进了各种文体创作的成熟和发展。这也是京派作家对现代文学最突出的贡献。     

用心灯照亮生命底色——刘玉栋小说的精神世界

小说家刘玉栋创作成就斐然，研究也不断拓展推进，成为目前热点的重要作家。刘玉栋小说注重底层卑微生命的抒写，又有天地般博大情怀，对悲观绝望人生观是一种超越；刘玉栋小说以现实主义为主调，又融入浪漫主义精神，更试图突破“知”的世界，进入“不知”的神秘境界；刘玉栋小说叙事平和冲淡，但又有传奇惊艳作为内动力，从而形成小说叙事时空的巨大张力效果。刘玉栋小说是在内外时空不断开拓的，特别是内宇宙的精神高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新鲜气息，也具有继续提升增值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