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诗史"桂冠的排行榜及理念定位

本文论列文学史上主要有哪些诗人的诗被称为"诗史";并论述了凸现民族危亡的命运主题的杰出诗学成就才可以称为"诗史",以此作为"诗史"在理念、旨趣上的定位.同时,对"诗史"诗人的气节问题等,也进行了探讨.     

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许总在传统文化精神与民族思维方式的广泛涵盖与有力渗透的意义上,哲理智慧表现为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史的弥漫与辐射,而在哲学本体以及与特定哲学思潮相伴生的诗化形态的意义上,哲理诗显然又以一种独自的特征与面貌在中国诗史中定位...     

"诗史互证"的文化语境溯源

清代以来,诗史互证作为阐释学方法,虽被学者们广泛运用于文学与史学研究,却几乎不曾关注其生成语境问题。中国文学与史学的传统为"诗史互证"观念和方法的孕育诞生,作了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充分准备。这一阐释学范畴的提出,实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史学观念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也预设了它的限度。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诗史》：追寻中国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诗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概念。唐人孟綮在《本事诗》中首先使用该词来指称杜诗。到宋代,“诗史”已经得到文人们的广泛称引。后经明清两代文人持续地辩论与阐发,“诗史”一词遂成为拥有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的重要文学概念。     

文学视野中的西域民俗景观——以清代西域诗为视角

清代民俗题材的诗作在清代西域诗中占有极大比重。从产生和发展来看,清代西域民俗诗的创作具有逐渐深入和成熟的过程,多以组诗的形式、纪实性的手法,呈现具有多元色彩的西域民俗景观。同时,这些诗作也是清代诗人民族自豪感的载体,具有保存社会生活资料的诗史价值,是西域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我们了解清代西域民俗提供了绝佳的文学视角。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论五代诗

论五代诗许总＿五代历史，基本上是唐末混乱政治的延续，五代文学，历来也被置于唐末一概而论．然而实际上，五代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文坛构成毕竟与唐末已有很大改变．就诗歌而言，五代当是中国诗史最为衰微的时期，但随着文人生活、社会思潮乃至文学观念的演化，五代诗坛结...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

中美学术界均主要视"天使岛诗歌"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的奠基文本,突出其独特的"华裔感性"对于构建美国华裔新身份的重要性,无意中忽略"天使岛诗歌"作为早期中国"新移民"创作,同时也是北美华文文学拓荒性文本。其史诗性在于诗歌的怨语愁言反映出近现代"家国同构"模式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其文学性在于作为一个民间集体文本,其精品多以富于民族趣味的"比兴"及使事用典等传统手法呈现移民们丰富、鲜活的感性。而"非诗性"应放在近代"诗界革命"后旧体诗词自身转型的诗史维度中理解。     

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唐代被称为"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使"诗史"概念的内涵扩大与转型,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民国报刊滑稽诗话与诙谐诗创作观念

滑稽诗或诙谐诗虽古而有之,但很少有专门对其进行批评的诗话。在晚清首次出现了专门评论滑稽诗的李伯元《庄谐诗话》,而民国时期由于报刊兴起,诗话娱乐性增强,"滑稽诗话"盛行一时,成为了民国诗话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这些诗话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认为滑稽诗应"谑而不虐""主文谲谏"的观念,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迎合读者需求,对时事的批判讽刺显得辛辣露骨。这表明在新旧交替之际,传统的话体批评并未过时,反而是始终与时代紧密联系,在读者中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     

论中国古代诗教的宗教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对诗或曰文学赋予了如此之多的责任,让文学(诗)承担如此沉重的化育民众心灵、提升民众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谓"诗教"。在西方国家及许多其他民族中,这个任务主要都是由宗教承担的。在中国,为什么会以"诗教"来替代宗教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伦理社会早熟,本土宗教没有充分发育的条件,外来宗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其本来的精神力量;孔子在匡复周礼无望的情况下,确立了"诗教观",汉代世俗王权接受了孔子的"诗教观",事实也证明了"诗教"的有效性;"诗教"之所以可以替代宗教,是因为诗与宗教在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如思维方式和客观作用方面;"诗教"与宗教一样,都有一种隐性权力存在,这种权力保证了其"教"得以实现。     

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诗史”倾向与怎样解读历史上的诗与诗人

昔人的诗是否即为自述的信史 ?我们今日怎样解读古人的诗及怎样看历史上的诗人 ?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考据”方法因“科学”正名而复兴 ,出现了文学研究史学化的倾向 ,体现在诗的领域便是视诗如史。其实历代诗多比兴 ,未必实录 ,故宜跳出“诗史”心态 ,以诗读诗 ;并进而从语境与文本的时空关系探索以意逆志、论世知人的解读方法     

"普天忠愤"铸诗魂:论甲午战争爱国诗潮

甲午战争爱国诗潮是继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出现的新的诗歌创作潮流,广大爱国诗人,无论是洋务派作家、早期维新派作家还是部分帝党官僚,集结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以强烈的义愤全面揭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丧权卖国的投降派,讴歌了忠勇抗敌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普天忠愤"为特征的爱国诗歌创作潮流.甲午战争爱国诗歌具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尽管在艺术锤炼上还略有遗憾,却尽到了文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