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 村1 518 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后脱贫时期乡村治理与防贫策略研究

防贫工作是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迈入后脱贫时期,乡村治理与防贫工作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影响因素.后脱贫时期乡村治理要妥善处理好"后两年"和"两年后"的关系,增强防贫工作的针对性,防止出现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现象,强化脱贫工作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夯实防贫工作的基础,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精细化治理与中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的路径建构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既是实现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措施。精细化治理理论则可以科学阐述在脱贫攻坚中所形成的精细化治理机制与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的路径。这种精细化的治理机制主要表现在制度设计的精细化、政策运行的规范化、组织配合的协同化、帮扶实践的个性化和监督考核的严格化。在此基础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在具体实施路径方面需要做好政策之间的有效兼顾、区域之间的区别对待、不同群体的有效兼顾、外来帮扶人员和驻村工作队伍的有效转变、职能部门与机构之间的有效转型,从而真正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会上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决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一直以来,“三农问题”既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生计的根本性问题。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自治、法治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城市化建设步伐都在加快,我国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和面貌,原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需求。对此,本文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途径。     

社会工作者帮扶脱贫的困境及其出路

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脱贫帮扶面临多种困境,影响了农村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参与帮扶。基于多年的农村实习教学实践,通过质性研究观察法和半开放式访谈法研究发现:在农村帮扶场域中,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交流困难、需求不清、目标模糊、缺乏创新、信念下降等困境形成了"困境链"。运用社会学习理论从认知、行为、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困境来源,使用"五环图"模型探索解决困境的"解链圈"策略模式,以解决帮扶中出现的问题,培养更多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持续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增添力量。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新疆喀什地区脱贫户贫困脆弱性及异质性分析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使用VEP方法探讨新疆喀什地区脱贫户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并用Shapley分解揭示脱贫户脆弱异质性的根源。结果表明：当地脆弱发生率远高于贫困发生率,且脱贫户的脆弱性在户主性别、文化程度等五个特征上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波动效应增加会加剧脱贫户的脆弱性;脆弱性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高脆弱组主要以水平效应为主导因素。在减脆措施的制定中,应给予重点人群重点扶持,建立稳定的生产机制,同时为高脆弱组脱贫户实施差异化的干预政策。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成果拓展的逻辑探析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期形成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机制,如精准化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驻村帮扶机制、监督考核机制等,这些经过实践验证的宝贵经验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基于乡村振兴所具有的全面性、整体性、持久性、复杂性等特点,脱贫攻坚成果需要进一步拓展,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乡村治理问题、实施网格化治理、进一步强化社会和市场力量、完善议事协调机构运转、因村派人、建立驻村帮扶长效机制、深度整合调动各类监督主体等方面。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考

[提要]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是实现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乡村特色优势产业肩负着助推产业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要在创新引领、统筹协调、持续发展、扩大开放、共享成果等方面做出及时转变。与此同时,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返贫风险长期存在、相对贫困群体庞大、产业发展短板及风险等成为了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现实梗阻。为此,应从统筹协调多方关系、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和帮扶支持力度、营造良好发展氛围等方面探寻转型策略,以便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工作中持续发挥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现实价值。     

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

金融扶贫与服务乡村振兴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阶段的金融供给需要实现有效衔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扶贫资金投入,通过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居住环境,支持龙头企业间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或者直接到户贷款等手段助力脱贫攻坚。但从供给体系完整性和服务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合作金融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扶贫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服务站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贫困地区信贷投入依然是短板。金融扶贫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更要适应乡村振兴新形势、新需求,要加强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完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和多元化小额信贷组织,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实现不同金融服务供给的合作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