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海外传教组织——关于恒河外方传教团的创建及其对华影响的考察

恒河外方传教团,是19世纪初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基于当时中国艰难的传教形势,为向华土等“恒河外方”输入新教,在南洋马六甲创建的一个传教组织。对于这个在艰难中建立,又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传教团体,学术界至今尚来给以应有的关注。考察和了解这一海外传教组织的创建过程、传教方式以及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对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西来孔子"——艾儒略中文著述与传教工作考述

艾儒略是第二代耶稣会最为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他侧重在中国民间传教,特别是福建地区的天主教传播工作,赢得了"福建宗徒"的号称;他在中国传教数十年,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亦获得巨大成就,被誉为"西来孔子"的美誉;编有汉文著作24种,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他成为了继利玛窦之后,汉语水平最高的来华传教士.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

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华活动及其特点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众多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也说明宗教文化的传播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明末福建士大夫同传教士的交往氛围及群体特征

明中叶以后，随着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字西泰)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及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策略的形成，客观上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利玛窦适应策略的主要内容，在于采用和平的学术传教的手段，倾全力归化士大夫和精英知识分子，以此影响广大的民众。     

17—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由于葡萄牙商人打开了从印度前来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得多了。接着,大批基督教的传教士涌来中国,据统计,到1780年为止,仅耶稣会一个教派派遣的神父和一般传教     

欧洲传教士、明清学人与汉语拼音的形成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开始第一次较大规模实质性接触.西方传教士为传教之需而习汉字,并开始系统使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受到明清学人高度肯定.汉字拉丁字母注音开启了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际应用,有力推动了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它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开放性的极好例证.西方传教士的主观目标虽然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他们却充当了中西文化的沟通渠道.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西画东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因传教之需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洋绘画。西洋绘画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画坛上开始出现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融合的新局面。“西画东传”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因应”与“吸引”——明末清初西方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传教,采取“因应”和“吸引”策略,心理上最大限度消除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对西方的鄙视;言行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义的抵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所创中外文期刊之影响——以《印支搜闻》为中心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 ,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印支搜闻》即是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最早的外文期刊。这些报刊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创办、出版机构的建立以及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均起到重要作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中西文化交流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发展、完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理清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搞好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地图学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可以追溯到唐、元两代①。但各派教士涌入中国,则以耶稣会士沙勿略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达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为起点。从宏观上看,传教士在中国,可以划分为明末清初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前期的传教士富有宗教气质,他们来中国以传教为主要职责。但为了便于传教活动,往往采取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到了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一般成为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     

随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大炮及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994年为耶稣会士在华以学术传教方式实施415周年,是利玛窦改穿儒服,俨然以“神学家与儒者”身分传教,公然以中国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礼仪中国化400周年;亦为代表中国天主教赴罗马谒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陈情而获教廷颁谕“悉如所请”(juxta exposita)以息争端的功臣——卫匡国诞生380周年及中华首位西洋大炮推上战场作主导地位之军事家袁崇焕410周年纪念.今适逢政、教之见渐弥而中西文化交流机转之际,作本文以为纪念.     

柏应理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中的贡献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时由于葡萄牙人打开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通较前方便得多了。充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是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到1780年为止,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土就达四百多名,其中著名的有七十多名。他们大都学识渊博,在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同时,还介绍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然而十七、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应该讲是自东而西的,通过耶稣会传教土们的报道和著述,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尽地被介绍到西方,使历经“三十年战争”(1619——1648年)前后劫难的欧洲人惊羡不已。由此引发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时期的“中国热”,不仅指当时欧洲在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方面的所谓“chinoiserie”(汉风),也包括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启蒙运动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