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局思想与甲午中国战败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争取和局。李鸿章对时局的清醒认识 ,是他和局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 ,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     

传统“和”文化与中国外交“促和观”的理念与实践

"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的"和"文化可以启发我们提出外交理念上的"促和观"。中国外交"促和观"包括经济、文化、安全、外交等方面的要素,具有独特性、包容性、时代性、价值取向与实践的一致性等特征。中国外交"促和观"的实践指向,体现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促进全球治理以及实现伟大"中国梦"。     

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崇厚与李鸿章

崇厚与李鸿章同处"数千年一大变局"的时代,其出生、成长虽不同,但都担任过通商大臣,都有办理外交、通商、制造、练兵和海防的经历.崇厚大起大落,李鸿章却不断"成功",是各自的学识、才干、能力差异所致,还是另有原因?本文通过考究两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历史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从历史条件等方面加以分析,略作述评.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

在国际格局与秩序出现新变化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进国际经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重大战略规划,其目的是在遵循现行国际体系框架的前提下,以蓝海思维实施对外战略,力争在大国博弈中占据先手。"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中国方案、积极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反映了中国外交更加主动、视野更为开阔、战略组合更为丰富的发展新趋势,表明中国外交正在逐步迈入强国外交阶段。     

司马光和戎思想述评

从历史研究中,司马光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历史上战乱、分裂多于和平、统一。因此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即主张和戎。自秦、汉以后,和戎思想即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治国思想的主流。司马光提出了华夷如一、华夷两安的思想,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第二轨道”外交属性与影响辨析

“第二轨道”外交的概念在外延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它包含官方外交之外的一切外交方式和交流形式,狭义上它是指有政府、官方背景的“非正式”外交。狭义上的“第二轨道”外交的属性,不能简单归结为民间外交或官方外交,它是身份上的非正式性与本质上的官方性的有机统一,“第二轨道”外交所能发挥的影响也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其身份上的非正式性,“第二轨道”外交操作灵活,却又无法直接进行决策,所能起到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质上的官方性,“第二轨道”外交能迅速影响官方决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官方外交的局限性。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是晚清历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幕府,都对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幕府成员的来源、两个幕府的特色、两个幕府所产生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对这两个幕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不对称关注”视域下的小国外交:理论建构与中国方略

大小国家并存、小国占多数是现代国际体系出现以来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和长期趋势。在权力规模和心理认知不同的情景下,由于力量和影响的差异,大国和小国之间会产生"不对称关注"。在"不对称关注"视域下,小国可以依靠平衡外交、集团外交、联盟外交、中立外交等多种外交模式来缓解其与大国之间的"不对称"局面,提高自身自主性。小国外交行为具有灵活性、道义性、制度性、等级性以及实用性等特点。依据小国外交的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推进与小国外交的过程中,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摒弃"小国无外交""弱国无外交"的惯性思维和传统思想,理解小国心态,尊重小国利益和小国地位,树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意识,坚持义利兼顾以及和平、共同发展理念,关注小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促进形成大小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并非只指大国之间的外交,开展对小国的外交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鸿章对朝鲜的"以夷制夷"政策与《朝美条约》的订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征台、侵琉、征韩的侵略活动一步步扩大和加深,李鸿章对日本＂为中国患＂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开始从中国地缘安全的切近关系审视朝鲜问题,酝酿实施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对朝政策。从劝导到主持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李鸿章意在把列强势力引入朝鲜而令其彼此牵制,以杜绝日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保晚清中国在朝鲜的优势。     

东北亚大国对蒙战略与蒙古的“多支点”外交战略

冷战结束后 ,地处东北亚的内陆国蒙古成为美日俄等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 ,而蒙古国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调整了其在冷战时的外交战略 ,实行“多支点”外交。本文分析了蒙古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争夺对象的原因 ,以及其“多支点”外交政策对整个东北亚未来战略格局的影响。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试论李鸿章的“和戎”与“海防”路线

李氏“和戎”之义是恪守“万国公法”，保持大清国残局；“海防”之义是师夷长技与之抗衡。李氏的“海防和戎”路线，没有给中国打下“求富求强”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却产生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的作用。     

论甲午之战中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

(一)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徒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日本乘机借朝鲜发生变乱,捍然不顾朝中两国政府的反对,调兵遣将,大举入侵朝鲜。李鸿章面临日本气势汹汹的军事进攻,吓破了胆,感到无力对付,便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指望英、俄、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帮助中国,用武力压迫日本退兵朝鲜。这无异与虎谋皮、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