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慈善文化进社区：意义、挑战与路线图

慈善文化进社区是将慈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培养人们慈善习惯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区建设的应有之义。慈善文化进社区对弘扬慈善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慈善文化进社区适应了我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能够起到连接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的作用,从而促进普遍信任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慈善文化进社区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包括社会原子化倾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教育不完善和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欠缺等。通过组织慈善活动等非正式教学的方式、志愿储蓄银行、社区慈善超市、成立社区基金会、开展社区公益创投、发展社区学院和出台详细的慈善文化进社区实施方案等途径,多管齐下促进慈善文化真正进入社区、深入人心。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模式”——慈善救助之文化逻辑、经验局限与发展走向

认识并破解"现代慈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阐明社会慈善之现代转型所依托的制度结构和文化集丛,理清并增强二者之间的亲和程度与实质关联。长期以来,现代慈善秉持的公平、公正、平等、效率、开放诸理念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却未充分展开,从表层上看,源自基于回报、人情、关系等本土性文化因子的"差序慈善"和基于权力、责任、服从等权威性政治伦理的"政府慈善"的替代和挤压,而从深层上说,在于家庭本位的差序求助、家—国同构的权威主义以及私民社会伦理的抵触和排斥。我们欲推进转型期中国式慈善救助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认真考量中国特殊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求助文化、公私关系对现代慈善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本土化的影响。     

构建“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

在公办、民营、公建民营等机构养老模式尚无法充分满足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社会背景下,"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应运而生。"慈善+扶贫+产业"的农村新型养老模式通过慈善奠基、扶贫保障、产业支撑、机构承接、需求导向等特质,链接、整合了社会、政府、市场、机构、个人等多个层面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和民间资本的力量。"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养老模式具有显著的成本和价格优势,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照护失能、失智、高龄、重病、低保、五保、贫困等需要兜底的农村困境老人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于完善当前我国农村机构养老服务体系意义重大。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慈善+扶贫+产业"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以适应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需求:完善慈善融资渠道,实现慈善、扶贫、产业三要素与机构养老的有机结合,精确瞄准服务对象,提升机构服务能力。     

网络慈善募捐中双重依赖格局初探——以腾讯“99公益日”为例

基于网络开展的慈善募捐日渐成为中国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随着网络募捐制度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同募捐主体之间构建出怎样的募捐机制格局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通过聚焦腾讯"99公益日"活动期间A市4家慈善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网络募捐实践,基于格局成因、格局表征、格局困境和格局突破四元分析框架,可发现受制度环境约束和慈善资源稀缺影响,网络慈善募捐活动呈现出双重依赖格局,即公募组织对网络平台的依赖和非公募组织对公募组织的依赖。双重依赖格局导致组织边界相互渗透、资源分配不公加剧、战略联盟缺失等问题,迫使募捐主体主动采取扩展合作网络、创造替代资源以及寻求组织独立等策略实现更为完善的资源环境建构。     

从运行过程看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的构建

2011年,"郭美美事件"使慈善走上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围绕这一事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中国现代慈善制度。目前,中国的慈善研究过于强调慈善的道德属性,削弱了慈善工作的专业性。从现代慈善的运行过程看,慈善是由慈善组织进行专业运作的具有很强专业性的一项社会服务工作,是多元开放的综合性社会制度安排。我们应从这一特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并形成共识,发展现代慈善组织,强化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实现全方位的监督。     

动员与参与:网络慈善的捐赠机制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慈善事业在互联网上发展迅速,形成了一个高速成长期,其生长点在于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在"后郭美美时代"的纠葛。同时,由于互联网特质与民办慈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而网络慈善是当下中国民办组织采用的重要形式。网络慈善的捐赠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动员与参与。前者是运动创业家的主体动员加上与互联网紧密贴和的制度设计共同完成的,后者则在支持与反对中形成了多样的参与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下,一项网络慈善能否取得成功,其决定因素不只停留在动员技术层面,还需考虑复杂的社会现实因素。如何形成健康合理的动员格局,并有效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是未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区块链赋能慈善捐赠协同治理的框架与应用

区块链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现代化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慈善协同治理框架。并在此理论框架下,用实践案例阐释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有助于慈善捐赠系统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跨越边界,保证慈善捐赠的交易过程兼顾信任与效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将慈善捐赠系统细分为元治理、基础网络治理和上层应用治理三层结构,在保持框架结构稳定和减少外界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节点、修复漏洞和智慧合约管理实现慈善捐赠系统持续更新升级,保障数字治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区块链网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有效解决了公益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双盲、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慈善资源分配的精确性、慈善捐赠信息的真实性、保证了慈善决策的合理性。     

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慈善组织作为救助领域的重要主体,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是必然趋势。对此,发达国家已经从救助理念、救助主体、救助资源、救助机制、救助内容等各个救助环节和方面实现了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而我国当前还存在救助主体有待整合、救助资源尚未实现互补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与合作的建立。对此,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衔接的四条原则与建议。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层面,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进行角色转变:从政治传播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制度和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运行机制层面,伴随着自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一是从政党领导和职能方面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三是政治传播的民主化,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在价值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种现代价值的实现,同时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1927—1937年京津地区国家政权与民间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慈善与救助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权力对民间慈善组织在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管理、资产支配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干预态势,使民间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了极大压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局面。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慈善救助资源的整合,也加速了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建设进程。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转型期慈善文化的构建——以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的视角

当下我国慈善价值观存在二元悖论:个人美德与社会责任、施予与尊重、施善与回报、志愿性与强迫性,从而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将慈善价值观作为构建慈善文化的核心,吸收中西慈善文化的精髓,实现慈善文化的现代转型.此外,构建现代慈善文化还要完善慈善制度建设,确立民间为主、政府为辅的慈善机构运作格局,实行激励捐赠的税收政策,完善慈善机构监督管理机制.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慈善超市的运行模式--济南市慈善超市的个案分析

慈善超市借用近代市场中出现的超市运作模式而实现救助目的,它提供了一种经常性、规范化的捐助与接受平台;为统一调配社会捐助物资提供了崭新的机制;为特困家庭增加了一条更具人性化的救助方式;通过开展便民服务使捐助物资变现,筹集救助善款,实施二次救助。目前,慈善超市从运行方式上看有三种模式:一次性救助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混合型模式。慈善超市运行模式的现实选择应该因地制宜。     

反思与前瞻——中国社会慈善救助发展六十年

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我国福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身份化福利转变为生活化福利.社会福利安排的生活导向和割裂状态为体制外社会慈善救助的发展拓充了制度空间,同时,党-国家治理手段的变迁和国家-社会的分离,也为慈善公益事业培植了生长土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救助中,慈善救助通过对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促进懵懂化的自愿施舍向外显化的公民责任转变,必须夯实和完善慈善救助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将正视公权主导的"政府慈善"的合理性与维护私力参与的"民间慈善"的灵活性相结合,将激活关系本位的"差序互助"的传统性与创新权利本位的"制度慈善"的现代性相结合,将培育志愿参与的"公民慈善"的权利观与倡导和谐共生的"尚公重私"的公私观相结合.逐渐形成富有本土特色、彰显中国经验、符合国际潮流的慈善救助发展模式.     

美国镀金时代的贫困问题与慈善组织会社的“新式慈善”

内战结束后，为应对工业化城市中出现的大规模贫困和社会失序现象，美国的慈善改革者纷纷组建起慈善组织会社。基于对贫困本质及其原因的特殊认识，他们开始重新定义“贫困”并构造“新式慈善”:一方面强调用科学化、系统化和组织化的方法处理旧式慈善在物质救济管理层面存在的低效、浪费和腐败等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从个体人格成长的角度帮助穷人提升道德素质和精神水平。这些举措意在通过与其他慈善机构的联合以及对穷人的教育，防止那些蓄意依赖慈善度日的群体继续做社会的寄生虫。改革者用新式慈善消灭城市贫困的举措在整体上被认为是充满矛盾甚至是失败的，但其给后世留下的混合遗产，在客观上成为20世纪美国现代科学公益的先声。     

中国慈善立法:历史、现状及建议

中国慈善立法,从历史到现实都已有实践.历史上,民国政府有过三十余年的慈善立法实践,颁行了一系列关于慈善团体监管、慈善捐赠与褒奖、慈善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继受与移植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的两大特点.现实中的慈善立法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若干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已无法适应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开展慈善基本法立法.新的慈善基本法迫切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其他各部门法关系;明确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理顺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在立法内容与方式上,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慈善”的概念和基本定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吸纳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应实行开门立法,打破依靠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局限,让慈善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