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印纸的概念和流转程序——兼及印纸作为仕宦象征的意义

印纸是宋代考课手段的重要载体。新出《武义县南宋徐谓礼文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使宋代印纸研究能够得以推进。文章即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书,针对宋代印纸的概念、流转过程和象征意义三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说明印纸概念、流转程序以及印纸作为仕宦象征物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徐谓礼文书下葬的合理性。     

秦河东郡置县考

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到的重要史料。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可以首次考证出秦河东郡设19县的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利用楚简校读《左传》一则——“陈公穿封戌”辨疑

《左传》记载了楚大夫陈公穿封戌擒拿郑将皇颉,王子围与之争功的故事,但《史记》却记载陈公为公子弃疾。由于史料不足,学界对相关传世文献中"陈公"之记载差异等问题关注不足。上博楚简《申公臣灵王》可与《左传》对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为厘清相关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路,《左传》"陈公"乃"申公"之误,"申""陈"二字音近互通,左氏把申公事迹混淆到了陈公身上。     

出土战国文献疑问代词研究

出土战国文献主要包括战国金文、战国竹简、战国帛书及汉代简帛中的战国书籍.出土战国文献中单音节疑问代词主要有"何"、"孰"等,复音节疑问代词主要有"奈何"、"何如"、"奚如"等.传世、出土战国文献疑问代词的频率、询问功能、句法功能同中有异:出土文献中疑问代词的总量较少,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传世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奚"、"谁"在出土文献中极少见到;传世、出土战国文献中疑问代词的询问功能、句法功能基本上是一致的.     

出土文献对宋玉研究的影响

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受出土文献影响最大的,莫如宋玉研究。"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传世的宋玉赋真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参照物。同时,出土文献在广阔的层面,给辞赋研究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社会思想史、学术史方面的资料。近十年来的出土文献内容丰富,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面的确凿证据,从而使我们对屈宋辞赋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一些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也因此得以顺利解决。     

秦统一初年置三十六郡考

秦一代置郡问题,有不同说法,自谭其骧先生考证之后以为定论。然近年出土秦封泥和秦简牍等文物都涉及秦郡,其中众秦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从而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秦封泥、简牍和传世秦玺印等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重新思考秦郡,考证秦统一初年所置三十六郡。     

先秦传世典籍“兮”字本貌及形用流变

兮字在甲骨文中既已出现,在先秦传世典籍特别是韵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然在与先秦传世典籍同期创制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其踪影;凡传世文献作兮处,相对应的出土文献皆不作兮。兮或为呼吸之吸的本字,作语气词始自秦汉时期,先秦传世典籍所见兮字系后人改字所致。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北宋苏颂撰王田墓志考疏

北宋苏颂撰文的王田墓志志石出土于郑州市上街区马固村附近的王氏祖茔,现存马固村王氏祠堂,志文详细记载了志主王田的世系、仕宦经历、子嗣、姻亲等情况,是研究北宋官员王田及王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依据出土墓志文,综合运用其他文献,不仅可以校正传世王田墓志文的文字错误,还可以纠正其中一些术语、人物系衔的错误和正史记载的相关错误。墓志文中关于王田参加"锁厅试"的记录,说明宋人对锁厅试含义概括存有的漏洞,"锁厅试"不仅是现任官员而且也是部分官员子弟谋取功名的特殊途径。王田墓志文中所记案例说明北宋的恤刑思想和援法断罪、罪刑法定原则在州级司法活动中有所运用,宋朝州府一级长官与幕职官在判案过程中有研讨和争论,并有统一思想从而作出判决的过程,这些都表明幕职官对州府长官司法权力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墓志文中记载的关于王田家族的婚姻关系,也揭示出王田家族同官宦之家和取得功名的新贵联姻、借以巩固其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婚姻价值取向。     

试论汉代日光镜符号的涵义

铜镜是汉代日用品中非常重要的器物,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都很多,日光镜是其中比较流行的镜种.日光镜的镜铭之间一般夹有""、""、""、""、""等符号,对于这几种符号的含义,有的学者单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有的试图对其作出解释,但是至今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结合汉代的其他物质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一些日光镜符号当为"绮寮",而一些其来源当为星云纹镜.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谁”与“孰”

文章以传世战国文献与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考察了疑问代词"谁"与"孰"的频率、询问功能与句法功能、时代性等问题。"谁"主要问人,"孰"人、物并询。战国早期,"谁"作主语较多;战国中晚期,"谁"作主语较少,主要作谓语、宾语、定语等,而"孰"主要作主语,这时"谁"、"孰"在句法成分上形成互补关系。出土文献中"谁"、"孰"的数量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但出土文献中"谁"、"孰"的语言面貌与传世文献是一致的。     

楚国车马制度考述

本文在综合考察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及出土文字材料的基础上,从楚车的种类及规模、编队组合、车政与马政、用车与身份等级及结构形制等五个层面对楚国的车马制度进行探讨,力图勾勒出东周时期楚国车马制度的概貌及演变的基本线索。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先秦诸子流派刍议

先秦时期诸子流派的划分是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学术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但是自汉代以来对于先秦时期学术发展趋势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司马谈和班固的认识基础上.事实上,根据传世的先秦文献及近年来地下出土的先秦文献等记载,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后代所说的百家之说.因此,不能把一些子书及出土的文献简单或笼统地冠以某家之作品,采用"某子学派"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秦汉商业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近年来不断发现的出土文献表明,秦汉时期城市市场中的商业用地有着细密的管理制度,它在划分时按所售商品的价格和种类确定大小,用途相同的土地被集中规划在一处,由管理市场的市亭负责把土地授给个人,受取土地的资格和土地的使用权能也各有明确的规范可循。秦的刑事法律还对侵犯国有商业土地的行为作了专门规制,其原则与《唐律》"盗贸卖公私田"条相类似,而与一般的财产犯罪行为"盗"有明确的区别。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这些商业用地制度,是当时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缺失。     

先秦口头传播与"事语"类史料的形成

在先秦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中,大量存在的人物言论和言事并行的故事类体裁以及普遍流行的征引语料(称之为"事语"),与当时最重要的口头传播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先秦文献中有大量资料可资证明。史官和士师是此类史料的主要传播主体。口耳相传的性质使"事语"类史料具有集体记忆和变异性的特征。广泛存在的口耳传事的传播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认识先秦史料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甲骨文、金文看商族的母性崇拜

从传世文献记载的商族起源来看，商族尊崇母性。《诗经·商颂》中的《长发》和《玄鸟》记载的传说是，商的起源是因为有娀女简狄，因上帝命玄鸟给简狄送来鸟卵，简狄食后诞生了商。从出土铜器玄妇壶上的图形铭文来看，可以印证商代的母性崇拜。从记载规模巨大的祭祀“帚(妇)”及“上帝娶妇好”的卜辞来看，商族的母性崇拜是很鲜明的。     

秦封泥与中原古史

2 0世纪 90年代下半叶 ,在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 (亦即秦都咸阳渭南宫区之一部 )内“相家巷南地” ,出土了数以千计、达数百品种的秦封泥。秦封泥上职官的记载 ,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秦封泥的地理资料的记录 ,不仅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而且更为系统 ,在职官与地理上 ,秦封泥都填补了不少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