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思考

通过对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认为价值中立的“民间信仰”与贬义色彩浓厚的“封建迷信”这两个词不能划等号,民间信仰中虽也存在着“一般的迷信”,但属于次要部分;民间信仰是一种信仰形态,从严格意义上看,民间信仰不属于宗教,但就广义而言,民间信仰也是一种宗教现象,出于研究工作的现实需要,不妨把民间信仰解释为“准宗教”.     

社会信仰:特定社会的公共信仰

社会信仰是特定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信仰.从特征上看,社会信仰具有公共性,能积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社会合力的结果;主要以一种不断发展的、多元并存的“累积的传统”表现出来；具有文化传承性、民间自发性、广泛性等诸多基本特征.从本质上看,社会信仰就是社会共同体对世界的真理性追求、认识与实践.     

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的功用研究

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信仰形态,具有自发性、松散性、多元性、功利性和包容性。社会转型期为民间信仰提供了生存和复兴的空间,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出祛魅化、时尚化和商业化的倾向。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民间信仰在个体层面具有精神寄托、心理调节和诉愿表达的功用,在社会层面上具有道德教化、社会整合、行为规范、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经济助推和民族凝聚的功用。同时,也要对民间信仰中的糟粕保持清醒认识,予以扬弃。     

论和谐文化视阈下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问题

民间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还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资本。因其强大的文化惯性,虽历经毁灭性冲击,但一直得以存续,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然而,民间信仰如同其它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一样,肯定都包含着封建迷信的因素以及其它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因素。国家在社会控制层面上既要准确界定民间信仰的性质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更要积极建立科学的引导机制,努力创新管理模式,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     

先秦时期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民间宗教特征的形塑

中国民间宗教的特征有以下三点:从宗教发展史来看,中国的民间宗教源远流长;从民间宗教崇拜的偶像来看,信仰的神灵具有多样性,即信仰体系呈现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从信众的信仰态度来看,具有明显的实用理性主义特征。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形塑的“轴心时代”,中国民间信仰上述特征的形塑与先秦频繁、剧烈的文化冲突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从入教动机看明末至清中前期中国平民信徒的信仰心理

中国人在对待民间神祇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曾使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对福音的传布充满信心,而且,如果单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通过对中国平民信徒Ⅰ即教民归化的真实动机的考察,我们发现,对于相当一部分教民而言,他们无法在信仰心理的层面完全摒弃功利主义的影响,即从实际层面来讲,洗礼仪式的完成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因为这种归化背后的真实推动力也许并不是天主对天堂永福的承诺,而是他们对现世福祉的祈愿。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社会转型期的民间信仰态势述评

学术界对我国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围绕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及对策而展开。在基本认同民间信仰特征的基础上,学术界在民间信仰的概念、功能和对策上均存在较大分歧。科学把握民间信仰特征及其态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宗教人类学个案性研究的力作——评《土族民间信仰解读——地方性信仰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土族民间信仰解读——地方性信仰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一书,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之上,依托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信仰与仪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祭祀圈与信仰圈、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等不同角度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深度审视,从而超越了一般民间信仰的研究范畴。     

反对迷信与民间信仰的现代形态——兼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在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经历了急速的断裂与嬗变."反迷信"运动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展开过程.然而破除迷信作为一种启蒙形态,并非现代性的独创,它也是精英主义对于民众世界论述与改造传统的绵延.在反对迷信的同一性态度底下,还有启蒙主义在不同层次、不同立场叙事场景中的复杂呈现.民众信仰空间的多重叠合功能,使其现代改造并不表现为一种"传统一现代"绝然对立的线,}生进程.在地方性状态下,正统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交互而行,信仰空间依存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在现代改造中强固地延续着.     

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导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生活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显得日益紧迫.政府在对民间信仰加强管理中,应明确两种“逻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管理逻辑;转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其打击,不如疏导;通过政府公祭向民众传递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发挥对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发挥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保护作用;发掘某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娱乐的因素,使其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情感的渠道之一;转变思维方式,将民间信仰视为潜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人法律信仰结构的张力与融合——一项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社会学考察

由于受传统中国小农经济格局、大共同体本位政治格局及礼治文化惯性等影响,当前中国人的法律信仰结构表现出实用理性的特征。这种实用理性实则为一种民间社会运作的个体理性取向,这种信仰结构不能适应法律信仰的症结在于中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的功利性、工具性、多变性,未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未来迈向法治进程的关键在于改造这种理性逻辑以及相应的信仰结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选择可能在于,在日常的习俗层面上通过组织能力的培养逐渐建立起中国人的规则感,让规则成为中国人本体性安全的重要依靠对象。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当前民间信仰研究的误区

当前对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存在着一些误区,包括研究时空上的随意割裂、研究方法上的随机与片面、研究模式上的简单套用,最终导致研究结论上的雷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可将现代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的观念贯穿到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过程中,注重民间信仰在时间序列上的嬗变和空间上的分异,同时强调对地域社会神祗系统的整体研究,探寻这些神祗与地域社会的结合过程和空间分异,从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重建地域社会的历史.     

民间文化视阈中的青海湖祭海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青海湖祭海民间信仰与仪式,重点运用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和神灵崇拜的角度,对青海湖"祭海"仪式作出科学的分析研究,探讨青海湖信仰的民众理解与文化功能,以期从学理上解读祭海仪式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台湾的福州移民与民间信仰

在方兴未艾的闽台文化研究中,作为省城的福州与台湾的历史关联,至今仍论述不多。本文试图从福州人移民台湾、福州地区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及其社会功能等方面对福州与台湾的种种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指出福州历史上虽不曾有过大规模移民台湾的浪潮,但也有各种类型的人员———工匠、幕友、教职、商人、游宦等不断地进入台湾,在台湾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福州移民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关于民间信仰问题的理论政策思考

近年来,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对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民间信仰与宗教、民间宗教以及民俗信仰之间关系的讨论,来梳理民间信仰的宗教本质,并分别从其作为文化现象、宗教现象、社会行动以及政府规范对象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内在功能,提出政府对民间信仰进行治理的途径在于在宗教法治化的大框架下,管理与服务手段相结合,合理调整治理结构,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民间融资:契约精神与理性规制

从本质上讲,民间融资是一种自由融资行为。无论以哲学、经济学,还是比较法学的视角,民间融资发展都离不开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承载着民间融资发展的核心价值,营造着民间融资市场环境。转型期内,民间融资因契约精神缺乏充分培育、法律规制不健全等原因,呈现出诸多乱象,已危及到金融体系的安全。为遏制并平抚民间融资乱象,现代契约精神要求对民间融资进行鼓励发展和适度控制。一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进行法律规制创新。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上进行指数控制。只有两者密切配合,才能有效预防民间融资安全事件的发生,最终达到金融法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