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现象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视角,分析旁观者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搭车心理、规则不适和道德缺失;从博弈思维,寻找旁观者现象的路径改善：博弈模型---改变博弈支付,博弈规则---策略博弈调适,博弈道德---约束博弈范式;从博弈策略,运用两两对比方式：“搭车心理”与“博弈模型”,中国“彭宇案”与比利时“抢劫案”,“谁让谁吃亏”与“自我道德约束”等对比,提出博弈模型的行为方式、博弈规则的行为调适和博弈道德的行为范式。     

飞地经济中的“猎鹿困境”及其消解——基于博弈分析的视角

飞地经济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能打破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畅通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互利共赢。然而,实践中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罔顾“互利共赢”的最优策略,产生“消极应对”甚至“单打独斗”的现象。这表明,飞地经济的合作陷入了“猎鹿困境”。为了更好地认识且消解这一发展困境,以修正后的猎鹿博弈分析框架为基础,对地方政府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博弈行为及其博弈均衡条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以衢州海创园为案例,进行博弈策略设计,以期帮助地方政府走出“猎鹿困境”,亦为促进飞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职场博弈：大学生求职“零薪酬”

本文从博弈参与者、博弈环境、博弈的策略选择和博弈的结果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求职“零薪酬”现象,并从大学毕业生、用人单位、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实现“博弈均衡”的策略选择。     

经济分析法学不是“经济学帝国”的“子民”

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两条线索——经济学的法学化、法学的经济学化。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经济学和法学“正和博弈”的结果,既有经济学家的参与,也有法学家的参与。经济分析法学并非“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而是经济学和法学的交叉融合。     

刑事立案博弈的均衡性探析

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困境引起了很多争议,本文通过引用“颤抖手均衡”、“信号传递博弈”两种博弈分析,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立案博弈中部分立案标准的非纳什均衡性,并认为非均衡性的存在及立案和起刑的双重标准是导致立案困境的经济动因,提出立案标准的均衡水平应与政府的客观现实状态相适应。     

交通事故“私了”的经济学解析

本文从经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交通事故“私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博弈可能产生的结局。交通事故“私了”博弈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类博弈。无论是一次博弈还是有限次完全且完美重复博弈，结果只有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即(不合作，不合作)策略组合。但只要引入时间因子，将博弈扩展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当前合作就成为可能。制度能够保证整个交通体系的顺利运行，对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的合作策略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经济全球化利益与分享

经济全球化较之不进行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加,即“经济全球化利益”,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主体取得“多赢”或“双赢”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全球化的我国内外的利益关系是正和博弈的利益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内外利益关系是“双赢博弈”,也可能是“赢大于输博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我国对外利益关系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与国外合作做大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利益。     

基于演化博弈的政府雇员监管研究

借鉴演化博弈论分析政府雇员之间、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博弈关系.首先,构建政府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不努力”的额外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及无形损失、“努力”的奖金收入及无形收益、“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其次,构建政府与雇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群体和雇员群体策略选择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政府是否选择“监管”,与“监管”成本、“不努力”雇员的违约金、政府未尽到“监管”职责且雇员“不努力”时受到的“惩罚”等参数相关;雇员是否选择“努力”,与“努力”成本、“不努力”的额外收益、“努力”的奖金额与无形收益、“不努力”的违约金与无形损失、“不努力”被发现的概率等参数相关.     

寻租活动的经济行为分析及治理——基于行为博弈论的视角

建立了“寻-避租博弈模型”和“争租博弈模型”,提出了“寻租黑洞”效应,证明了无论是“寻-避租博弈”还是“争租博弈”均倾向于两败俱伤,“争租博弈”将导致更加极端的负效果,同时从行为博弈的角度上支持了塔洛克的“暂时性收益陷阱”理论;分析了主要的四种垄断权力的寻租,即寻租自然垄断、生产要素垄断、法律特权垄断和特许经营垄断,揭示了各自寻租活动的特征;由于无论是寻租方、挣租方还是避租方都会在短期诱惑的驱使下参与博弈,并且长期承受损失,唯有创租者获得无成本收益,因此创租才是寻租活动的根源,治理寻租活动的根本方法是遏制创租.     

中国环境执法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与多重逻辑——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中国经验

环境执法体制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管理体制三个维度出发,文章认为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历经探索起步时期的三废管理、继承发展时期的环境监理、渐进调适时期的环境监察与创新完善时期的环境执法四个阶段。此中,环境执法体制在改革主线上呈现强化监督与推动综合执法特征,在改革过程上呈现“间断—均衡”演进特征,在改革模式上呈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结合特征,在改革趋势上呈现专业化、独立化和法治化特征。基于已有理论和改革实践,文章建立了解构制度变迁的“社会情境—参与者网络—制度系统”框架,研究发现社会情境的外部干预、参与者网络的内部博弈以及制度系统的结构性影响共同构成了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演进的多重逻辑。文章有利于加深对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解,同时为环境执法体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论区域行政执法合作——以珠三角地区执法合作为例

区域行政执法合作是区域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维护区域行政执法的公正与效率的有效举措.针对区域执法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强化执法合作的观念,健全执法合作的机制,发挥“软法”在执法合作中的作用,完善执法合作的“硬法”规制,建立执法合作的协调管理机构等,以推动区域执法合作取得良好的效果,提升区域法治建设的水平,进而推进法治的进程.     

中国平台经济反垄断制度创新、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为治理淘宝、美团、滴滴等超级平台垄断乱象,我国反垄断机构积极回应,通过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等重大制度创新,将“轴辐协议”“数字共谋”“二选一”“大数据杀熟”“VIE架构企业并购”等新型垄断行为纳入监管范围。但其措施创新止步于考虑因素扩充与“个案分析原则”,又将造成算法共谋难根除、支配地位滥用易错判、平台健康兼并受阻、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等现实困境。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冲破反垄断法传统窠臼、构筑多元治理的平台经济适用除外制度、以数字科技提升风险监测与穿透性监管能力、配套可行性司法解释与执法工具势在必行。     

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犯罪的方式和种类日益增多,犯罪技巧及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能力也日益增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作为一种特殊执法手段便应运而生,且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但由于诱惑性执法手段的滥用或禾适当使用,易导致本无违法意图或倾向的公民犯法。因此,对于“诱惑取证”应从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对其适用主体、适用范围等都作出严格的限制。“诱惑取证”一旦被滥用,即构成“钓鱼执法”,此即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师爱过当的心理归因及对策

热爱全体学生是师德基本规范,而现实不尽如人意,“体罚”、“心罚”、违法乱纪时有发生。钱焕琦教授2002年在《道德与文明》第4期《论师爱之过当与恰当》中,提出了“爱之不及”和“爱之过当”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师爱过当”之心理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人类历史的经济学解释

任何历史活动都以个人为本体展开。历史活动中的任何个人 ,都是自我主观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 ,都根据既有信息和其他条件采取自以为是的博弈策略 ,以便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因此 ,一切历史都是博弈史。本文从国家本质、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取向及个人的利益驱动探索了人类的经济行为 ,得出了任何个人的行为 ,都必定符合表示“自我均衡”“行为方程” ,即两个或多个“自我均衡”的交点 ;即为“纳什均衡”。     

全球化困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思潮与民粹主义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断档威胁频现，产业链的相对完整与安全问题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在区域间和国家间的重构趋势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进入越来越复杂状态，中美博弈看似零和博弈。由于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日益呈现“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似乎也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但从全球产业链安全运行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运行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实际上又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中美竞争的正和博弈(双赢)空间远远大于零和博弈空间，中美“脱钩”并不容易。     

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利益博弈中,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表现为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权力与资本、公共人与经济人的三重博弈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政府与企业的现实博弈关系又具体体现为:“双轨博弈”、“多头博弈”与“利益联盟”。从理想的形态看,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必须进行道德建构。本文由此提出“道德博弈”的问题,以寻求政府与企业在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有效互动。     

企业所有权安排与人力资本产权博弈分析

本文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性作了进一步分析,并从产权博弈角度讨论了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中如何达到均衡的安排。本文认为,企业所有权安排并不存在所谓的“究竟应该是谁（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雇佣谁（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的“准则”,“究竟应该是谁雇佣谁”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确定的“模式”。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市场环境、企业组织形态和制度环境等现状点之上、由产权主体间行为和谈判能力决定的博弈结果。     

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

岳麓秦简所见的“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部分行政官员的统称,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机构和官称。“执法”与“二千石官”有密切联系,在中央包括内史、御史、廷尉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以上长官与其属吏组成了“执法官”,亦即广义上的“执法”。郡制实行之初的意义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郡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推行并监督政令的实施以及接受县级政府的政务汇报,实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这是地方执法仅见于郡级行政机构的原因。中央执法与郡执法的存在虽体现出秦治理国家的“内外之别”,但二者在行政中仍具备程序上的一致性,显示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后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支配与限制。     

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信息博弈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把政府、大众媒体和公众卷入并展开各种博弈,而危机信息成为博弈的关键。政府对危机信息的隐匿与公开,媒体在政府主导下的传播与“集体失语”,公众在前二者管控危机信息条件下的传播机制与“信息流”等,成为多方博弈的论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