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伐太平军内部的出逃问题

北伐军从困守独流静海到退据连镇阶段,兵力总数急剧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内部大批量的出逃所导致。那么,为什么在北伐后期太平军内部会出现大量逃跑现象?北伐太平军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和措施?史学界对此尚无充分注意,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北伐后期太平军内部之所以出现了,大量逃跑现象,有三个原因: 第一、北伐军沿途盲目扩军,致使士兵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这是日后大量出逃的潜在原因。 沿途群众参加北伐军的方式,大致有两种情况,即自愿投入和裹胁,“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其中,“怕杀跟随”的数量大大超过自投的数量。由此形成过“将兵日日加增”的高潮,但是,这种剧增的数量却是一个“不稳定量”,因为参加者并非出自真心。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与太平军存在着差异,北伐军沿途焚烧庙宇,使北方农民在思想感情上与其又形成     

论太平天国北伐通讯失误的原因

太平天国北伐战争的失败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通讯失误忧是其中之一。北伐通讯的失误,不仅使天京与北伐军、北伐军与北援军之间断绝了联系,而且由于北伐军的信函情报屡被清军截获,给整个北伐军事行动带来了极大的被动,曾国藩的情报官张德坚曾说,清军所获“伪谕不可胜计”。确实如此,再也没有比他的《贼情汇纂》中收集的太平天国文书更能说明问题了,以致现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都不得不去参考。尤其令人唯以至信的是,太平军在黄河以北的任何方式的通讯联系几乎全部遭到清军的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太平天国史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从而提出一些新看法;二,过去较为薄弱的专题有所加强,如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本文不拟对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情况作全面概述,仅就这些新的情况略作介绍。新材料不断发现和应用在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材料不断发现和整理。这些新材料包括文字、实物和口碑几种类型。在文字资料方面。1980年发现的有关太平天国北伐的史料,其中有林凤祥、李开芳、黄峰及其他北伐军将士的供词;洪秀全、杨秀清、罗亚贵等人联名给北京城内刘氏兄弟的书信;以及林凤祥、李开芳等人被俘押解北京的奏摺等。其内容丰富,对研究太平天国北伐、评价北伐军主要领导人功过诸方面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文物》1980年第2期)1981年发现的太平天国诰谕三件,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维约军纪、执法如山和公举乡官、巩固基层政权的情况,这对研究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阜城

由林风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统率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于1853年5月出师北征,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由江苏经安徽、河南、山西,再入河南经武安进入直隶境内,於9月29日攻克清军驻守的军事重镇临洺关。自太平军攻克临洺关,至1855年3月7日清军攻陷连镇,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太平军一直是在直隶对清军作战的。太平天国北伐军长躯直入,深入畿辅之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为阻止北伐军的进攻,清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拚死抵抗。咸丰帝一方面命皇叔惠亲王绵愉统重兵驻     

辨朱锡锟行迹——与王宏斌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北伐军四统帅之一朱锡锟,于1853年6月20日在朱仙镇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联名向北王韦昌辉禀报归德战役及进攻开封等情况,后便在北伐的队伍中消失了。河南师大历史系王宏斌同志《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琨行迹考》一文(见《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认为朱锡锟是南归军的统帅、第一次援军的将领之一,于1854年5月牺牲于山东曹县。我觉得王宏斌同志的论据和结论均有不妥之处。 一、《山东军兴纪略》《豫军纪略》《平定粤寇纪略》三部书不是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亦不是北伐军成员及镇玉北伐军当事人所撰,对其中有关北伐军及朱锡锟最重要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不能作主证。如《平定粤寇纪略》,把援军的出发时间提前两个多月,《豫军纪略》将援军错记为“至直隶与林凤祥等合势益张”,《山东军兴纪略》竞给予朱连降七级为“伪军长”。这些当然不能作为研究朱锡锟的可靠资料。 二、《盾鼻随闻录》一书,连与作者同时代的薛福成都认为其内容“附益以子虚乌有、凭空编造之辞”而“当毁”。文中关于北伐军的记载不符太平天国体制,太平军中根本无红、兰、白、黑多     

周保中对东北抗日救国斗争的历史贡献

一、前 言 周保中,云南大理弯桥村人,白族,一九○二年生,原名奚李元,字绍黄。一九一七年投笔从戎,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靖国护法”战争,后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周游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在攻占南昌的战斗中负伤,立有战功,擢任团长。北伐军攻占南京的战役中,周保中率队攻占雨花台。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汪精卫     

太平天国战略问题初探

太平天国既非亡于清王朝统治者之军事镇压,也非亡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而主要是亡于“自己之手”。这一论点已为愈来愈多的史学家所承认。太平天国的内讧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失误,把自己从胜利在望的高峰拉进了毁灭的深渊,一直使中外志士扼腕痛惜,并引为镜鉴。本文仅就其军事战略问题谈些看法。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从1851年1月金田起义到1853年3月占领南京是为前期。这是太平天国战略进攻时期;从占领南京到1857年5月石达开率军出走是为中期。这是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并行的时期,从此以后至太平     

静海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证会

县委书记张克俊、社科院院长王辉在 9月11日,在静海宾馆举行了静海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证会,有关同志就静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目标、工业、外经外贸、旅游等方面的发展战略作了论证。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静海县委书记张克俊、县长查禄忠、副县长只升华等到会听取论证报告。听取i~iff.报告静海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证会@姚同发     

太平天国北伐军与北援军的通信问题

太平天国北伐军与北援军的通信问题李惠民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北伐太平军在天津受挫后，被困于直隶。天京于１８５４年２月派出了以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为首的援军北上解救。北伐军与北援军能否顺利会合重返天京。一个重要前提是冲破清军封锁，沟通双方信息，进而取...     

王庆成副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庆成,应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的邀请,在广州作题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的学术报告。王副会长在报告中对我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当时的一些学者和革命家主要是利用太平天国历史来宣传他们政治上的理想和主张,因此,严格地说,还谈不上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第二阶段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著作,同时对太平天国的性质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三十年代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1)是市民性的农民革命;(2)是农民性的市民革命;     

“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太平天国与江南社会”学术研讨会于今年 4月2 0日在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召开 ,来自上海、南京、苏州的 5 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太平天国对江南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影响 ,并探讨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思维。一、太平天国对上海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认为 ,太平天国对江南社会造成的最深刻的影响是使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等繁华城市的衰落和新兴城市上海的崛起。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强教授认为 ,太平天国战争驱使大批移民 ,包括官商富绅、地主文人以及…     

谈谈拜上帝教的思想结构模式

洪秀全吸取了基督教的一些仪式和教义,并与中国传统农民思想及儒、道、佛教和民间封建迷信思想交糅融合,创立了太平天国独特的新宗教——拜上帝教。关于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异同,儒家思想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以及佛教、道教、民间迷信思想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已作了不少专门探讨。然而,就整体而言,拜上帝教的思想结构层次相当复杂,需要认真展开层次考察,分清主次,辨别源流,这样才能对太平天国新宗教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全面的认识和估价。本文就从这方面进行探讨。一、拜上帝教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客观层次——中国社会的巨大裂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迫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瓦解,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自然经济的再生机制,始终维护着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结构,顽强地     

甘肃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

解放以来,全国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何更进一步的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去研究它呢?对此,前几年在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指出:“要特别重视收集直接与太平天国对垒又掌握时局的人物,从他们的函稿和家书等中,可以获得不少第一手有关了解太平天国史的重要资料”。最近笔者整理古籍,发现一册陇人牛树梅所著的《省斋全集》(下称《省斋》)。此书中记叙了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启王梁成富、文王兰二顺其兄兰大顺及滇北农民起义领袖李永和的事迹。其中有些材料为以往编撰的太平天国历史资料所漏载。牛树梅(公元一七九九——一八八二     

略论太平天国时期中外关系之嬗变 --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而作

本文以太平天国整个历史时期的外交政策为主线,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太平天国、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三方面相互间勾心斗角关系,回顾归纳了太平天国之所以败亡的一侧原因.     

近代中国农民理想国的政体设计——盛巽昌新著《太平天国职官志》评述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广西开始,波及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南京建立政权,维持十四年的政权,其政权的重要制度——职官的设置和具体情况,最早有清政府的御用文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较系统地记述了太平天国前期职官的设置、官爵名称、人员的情况等。后来治太平天国史者一直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史料。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过太平天国史研究泰斗罗尔纲先生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先后出版的专著有郦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等,此外,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萧一山的《清代     

试评李开芳冯官屯出降

<正> 对李开芳冯官屯出降的真假问题,史学界颇有争论.我以为这是关系到李开芳一生评价的问题,应当作历史的辩证分析.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按照这个要求,评价李开芳和他的出降问题,就必须把他放在太平天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放在太平北伐军最后所处的特定环境中进行考察.太平天国运动是在中国开始逐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社会主要矛盾激剧变化,即由原来农民同地主阶级的单一矛盾变化为中华民族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同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新的历史条件要求中国人民必须把斗争矛头     

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群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太平天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的社会冲突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里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组织了千千万万人民     

两广学术研讨会讨论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

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是今年5月举行的两广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5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外学者就这一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的大门被打开,资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中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一社会条件决定了近代中国人不可避免地要跟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革命也不例外。有些到会学者指出,“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在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外关系史当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来说,则是     

试谈太平军在安庆保卫战中的战略错误

安徽地区历来就是屏障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在太平天国时期,安徽省是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最巩固的地区,也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尖锐的地区之二。从一八五六年天京变乱后,战场形势渐趋恶化。西线,湘军乘机攻占上游重镇武昌、九江,向天京步步进逼,就使拱卫天京的战略要地安庆暴露在敌人的军锋之下。对于当时安庆的重要战略地位,太平军和清军领导人员都是很重视的。陈玉成说:“安庆得失,关系我们     

论“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两重性作用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可是,作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洪秀全、冯云山,却造出一种新式“鸦片烟”——“上帝教”,并以它催醒穷苦的农民,掀起了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终太平天国的全部历史,它的盛衰荣辱,始终没有稍离上帝教这剂“鸦片烟”。上帝教究竟对太平天国起了什么作用?应该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呢?剖析这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对我们认识宗教这剂鸦片烟与太平天国乃至一切农民战争的关系,或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