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治理模式与法治的结合——以丰县梁寨新乡贤制度为例

基层治理结构转型是中国目前非常注重的一个时代命题,中国乡村众多,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仅靠过去的乡村治理手段很难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纠纷。笔者以丰县梁寨治理模式为例,调查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现状以及乡贤群体对基层治理起到的巨大作用,探索乡村治理模式与法律制度的结合道路。只有符合乡村发展现状的治理制度才能有效解决纠纷,促进乡村良性用法,维护社会主义法治。     

永丰农民撑上了“保障伞”

曾在全国率先创造“五条社会保障线” 的江西省永丰县,在实践中求发展,积极探索,逐步建立起乡村运行、县级调控、政府协调、部门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江西省第一个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县.近年来,永丰县不断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为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县95%以上的农民罩上了“网”,撑上了“伞”,享受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目前,该县形成了县、乡、村、组四级保险网络,做到县有保险处,乡有保险所,村有保险站,组有     

论民国基层政权建设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以苏南地区为例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民国全国性政权的建立，使其有能力在乡村建立完整的区、乡政权。乡村原来的文化权威阶层适应新政权的要求，开始进一步离乡或是官僚化，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相适应。民国政府通过乡村教育体系和乡村建设运动推行与乡村原来不同的文化，多种文化在乡村发展，而实际结果是加剧了乡村文化的衰败。     

治理现代化中的乡村治理制度权威建设

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融合,乡村治理制度本身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等。只有不断优化权力机构,增加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才能有效实现乡村治理。     

论中国古代基层治安主体的变化

一、历史上的基层治安组织概述 基层指的是县以下的区域，即所谓的“乡里社会”，一个国家的治安之政必须通过基层治安组织来执行。社会稳定与否。关键在于基层是否稳定，而基层是否稳定又主要取决于基层治安机构，中国历史上的基层治安机构存在一个由“乡官制”向“乡役制”的转变。     

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农村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如何理解农村 ,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以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为主题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1年 7月 14日 - 16日在湖北荆门召开 ,来自全国的 6 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①。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一、研究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针对学术界更多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和制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社会的现状 ,本次讨论会强调立足于乡村社会本身 …     

回到家产官僚制——以明万历四年到五年的北京契税制度改革为例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农村社会变迁与新社区自治的制度—目标构建——以浙江省杭州和嘉兴市农村为例

农村新社区是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和规模基础上的自治载体,是乡政村治模式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条件。本文以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基础,分析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制度环境,并从支持系统、机制创新、功能结构运行、权限实现等方面提出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制度安排设想,初步设定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目标框架。农村新社区自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在党的十七大继以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向农村的延伸和拓展,是农村新社区基本治理结构的探索和基层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和嘉兴市为例,就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新社区自治的制度和目标构建进行了探讨。     

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

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巨变,必然带来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质变,因此研究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当前乡村社会关系功利化、理性化的共识,本文以面对生命安全这一人类的利益底线作为试金石,考察乡村农民与乡村艾滋病人之间的关系取舍行动。通过对乡村艾滋病人原社会关系系统的断裂、旧关系修复与新关系重建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乡村社会关系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而与之对应的是内核部分的高度情感化。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日益简单,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向家庭内核萎缩,使乡村生活的风险加大。因此,在乡村家庭作为基点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上,建立以经济利益导向为基础、现代"抽象体系"为媒介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社会关系系统,来变革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以现代的利益关系纽带取代对传统伦理、情感关系纽带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以适应乡村市场化社会发展的未来。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育人成效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立足新时代国情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大学生志愿服务作为培养新时代青年的重要手段,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从实践育人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的研究现状,探索志愿服务实践育人与乡村振兴融合育人成效的提升路径,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提供理论支持。     

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一个地权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文以周雪光的"关系产权"为学术起点,基于产权研究的社会视角提出了"关系地权"的分析性概念,明确了其原则、层次和类型,尝试构建一个地权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的地权制度与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并用臧村的几个典型农地纠纷案例予以经验支持。研究发现,在以臧村为代表的村落中,"关系地权"的强力原则在地权配置实践中占据强势地位。在市场化、城市化日渐深入乡村共同体的背景下,一个围绕农地牟取私利的"谋地型乡村精英"逐渐形成。作为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实体要素之一,该群体的行为对当代中国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以"均等原则"为特征的地权分配方式起着严重的扭曲和变形作用。     

解读和协商——雨补鲁和板万村的乡土空间重现

当代乡村建设,尤其是在多方介入的贵州偏远山区传统村落改造中,各方存在认知的分化和博弈,各个主体的行为相互协商并共同作用在空间实践中。本文以黔西南州两个传统村落空间改造为调查样本,分析介入乡建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与协商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政策背景为协商提供舞台;当地政府为各方协商提供具体机会;资本是协商中的机会主义者,村民是他者想象的受益者,而专家建筑师起着协调者和引导者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针对专家建筑师所参与的乡村改造中的协商提出解读:博弈是形塑乡土空间的手段;协商是解决认知碰撞的途径;博弈中的共识关系是不断变换的。因此,充分解读乡建中各方的博弈与协商逻辑,是把握乡村空间重现的重要抓手。     

浅析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问题

乡村土地使用权的分散化对农业发展的限制,以及人口流动使乡村社会整合度大大降低等社会问题。本文在对当前由于农村人口流动而带给乡村治理困境现状及原因分析基础上,提出一系列诸如制度创新、组织建设、教育投入等方面解决问题的对策。     

浅析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夫妻财产制度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它是婚姻家庭制度中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是婚姻家庭生活正常运转的物质保证。夫妻财产制度不仅是衡量夫妻家庭地位是否平等的指标之一,还明确了婚姻当事人各方对婚姻和家庭的法律责任,保障幼、老、病、残者的生活,促进家庭生活的稳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的私有财产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将掌握和控制在私人手中,夫妻财产占社会财产的比例不断提高,夫妻财产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公民个人,婚姻家庭利益出发,还是从司法审判和国家社会利益考虑,都应重视夫妻财产制的研究与正确运用。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虽各朝不同，但都立足于选贤任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古代选官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据《周礼》记载，西周举才选官采取“乡举里选”的办法。乡和里都是西周社会的基层行政单位，里设“里正”一人，乡设“乡老”（族长）一人。乡老负责选拔本地区的贤能之士，选拔活动每三年举行一次，     

社区服务型非营利机构面临的若干问题

中国的社会变革是从经济制度改革开始的 ,其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私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 ,它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三部门的发展使今天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意味着国家力量从社会的更多领域退出 ,或者说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国家力量对第三部门的影响是通过“事业单位制度”渗透的。当前事业单位制度正面临着深刻的改革 ,国家正在缩小事业单位制度控制的机构和组织的类型与数量。对于那些完全靠国家财政拨款 ,人事编制制度受国家严格控制的事业单位 ,变革是会较为迟滞的 ,而那些仅仅部分接受…     

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导刊》2000年第四期以“农民兄弟怎么了”为题,发表了一组关于近年来在一些干群关系紧张的农村,少数“农民领袖”凸现,乡村政治异军突起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一书,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和更大胆的探索,提出和界定了“非制度政治参与”这一概念,使人们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和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有了一个全新观察角度,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改革也是从农村率先启动的,这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应当说,中央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中央一连几年下发的1号红头文件讲     

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

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折晓叶陈婴婴９０年代以来，超级村庄成为农村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通过对中国东部和南部超级村庄的个案研究，描述了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村庄的这一特殊存在方式，指出超级村庄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     

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上）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关因素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工程。现根据对北京市部分乡村的调查,就农村人均收入、贫富差距、农村集体经济状况等因素及其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谈几点粗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