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在地理学上的贡献

戴震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考据大师,他在哲学、声韵、训诂、天文、历算、制度、名物及地理沿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校勘《水经注》,撰写《水地记》,编纂《直隶河渠书》,编修《汾州府志》及《汾阳县志》,并提出较系统的修志理论,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乾隆《汾州府志》是否戴震所纂修?

乾隆《汾州府志》,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是地方志中声誉很高、影响较大的一部志书。关于该志的纂修者,历来公私书目多著录为戴震。1978年中国天文史科学普查整编组编写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叙州府志》考

《叙州府志》流传至今可考者 ,仅有清代康熙、光绪两朝所编志书 ,且康熙《叙州府志》已不见全书 ,更显《叙州府志》所存资料不可多得。考究《叙州府志》纂修源流 ,足见清代统治者对修志的重视和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探讨《叙州府志》中的“都掌蛮”史料及其价值 ,其以志证史之功可窥一斑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一部很有成就的新县志——评新编本《盐城县志》

1986年11月6日,《盐城县志》编修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带着新编本《盐城县志》(以下简称志稿)从盐城风尘仆仆来到上海,约请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旭麓先生对县志稿进行评审。并嘱我也能对志稿发表一点看法。盐城是我的故乡,关心家乡修志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当面一口应承下来,并连续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将志稿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当我读完志稿,心中有股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志稿不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很有     

论戴震对水利文献的贡献

戴震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撰写《水地记》,存定稿与初稿两种,定稿为其整理《水经注》奠定了学术基础.根据学者的抽样统计作粗略估计,戴氏《水经注》异于赵氏者约在50%以上.学界对《直隶河渠书》的撰者多存争议,但是胡适认为此书至少前四册二十六卷是戴氏的最终定稿.学者多认为戴氏文集中《记洞过水》一文的真正作者并非戴震,事实上,戴氏曾对此文原稿增删改动408字,批注345字,约为原稿字数的1.5倍.在戴氏的其它专论中亦有水道考证内容,其所参与纂修的地方志之"山川""水利"内容中可能也隐藏着戴震的贡献.     

胡适是苏联蜕变的先知？

近日从《随笔》2013年第一期上读到一篇文章《（胡适文集〉序言》（作者朱正，以下简称“朱文”），可谓难得的奇文。请看文中的高论：“胡适的政论作品中所宣扬的主张，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康熙）宛平县志》价值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在此之前,专门记载宛平县事迹的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同时在张吉午的《(康熙)顺天府志》和缪荃孙的《(光绪)顺天府志》中也涉及宛平县情况。与此三书比对,《宛平县志》在"人物"和"艺文"内容上优于沈书;在资料详实上富于张书;在史源和校勘上助益缪书,具有较高的文献、文化价值。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咸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刘赞廷《恩达县图志》的编纂、版本流传及史学价值

作为刘赞廷所编纂的西藏地区首批县志之一,《恩达县图志》自编纂成稿以来,多次被整理与刊印。其记录了乾隆十一年至民国元年恩达县的自然与社会面貌,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所记内容较为客观真实,民族地域特色鲜明,表现手法独特,体现了编纂者以民为本的修志观,在方志目录学、历史文献学以及藏学研究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兴文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兴文县建制始至明末 ,县名县治几经更改 ,未见地方志乘流传。清康熙以来 ,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 ,兴文县几度修志 ,有诸多传本散留后世。对《兴文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 ,由此管窥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缺文考补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是《明史·艺文志》编纂所据之蓝本。《千顷堂书目》内容中有诸多“缺姓名”“缺”“中阙”“阙”，尤其是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之方志目录，多达五十四处，内容涉及人名、书名、卷帙等，现考补出其中十九处缺文内容。     

论林正青《小海场新志》的史料价值

林正青所著的《小海场新志》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海盐史和地方史的第一手资料,介绍林正青其人、《小海场新志》的成因和叙例,揭示《小海场新志》的历史价值,使读者对《小海场新志》有初步的认识。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