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首先取决于仲裁管辖权的正当性。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历经换代更新后,对运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投资争端的接受度明显提升,这有助于扩张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范围。对于非ICSID项下的投资仲裁裁决,其在中国法院的执行难度要高于ICSID项下的仲裁裁决,这主要是基于相应规范基础的缺失。中国在加入《华盛顿公约》的同时向ICSID发送了一份限制可仲裁事项的通知,该项通知并不构成中国承认与执行投资仲裁裁决的障碍。中国政府与投资者对国际仲裁程序的参与度不高,且中国内地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不适用港澳特区,这将限制相应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商事仲裁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商事仲裁中,双方当事人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仲裁机构可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提出时限的规定应特定化;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优于国际商事合同;在管辖权问题上我国可采用"并行控制"制度,建立"中止程序";当事人向仲裁机构申请财产保全不应成为必经程序,我国应明确规定,仲裁前当事人因情况紧急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兼论中国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条第4款所作通知的性质

国际投资仲裁能否有效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仲裁裁决是否得以执行。而仲裁裁决得到法院执行的前提之一是仲裁管辖权的正当性,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条,国际仲裁庭取得管辖权需满足双重同意。中国在加入《华盛顿公约》时向ICSID发送了一份限制可仲裁事项的通知,对该项通知是否构成条约的保留及其效力,学理上争执激烈。2007年“Saipem诉孟加拉国”仲裁案对中国缔结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仲裁管辖权的内容和认定

摘要：仲裁管辖权是仲裁程序得以顺利开展所必需的条件，只有以有效的仲裁管辖权为基础，仲裁庭才能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仲裁裁决。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可能会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从而阻碍仲裁权的进一步行使，这就需要仲裁庭对管辖权的有无进行判断并作出决定。为了促进仲裁的高效独立进行，有必要在我国确立自裁管辖权原则，更深入地确立“支持仲裁”的精神。     

试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仲裁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首次引入的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对完善投资保护制度及促进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其设置的磋商程序有利于争端的协商解决以及东道国利益的维护。但是,其弊端表现在全面接受ICSID管辖权以及宽泛定义＂投资＂、准据法难以确定、对仲裁裁决监督等方面。投资仲裁机制有必要在实践中得到逐步的改进和完善。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及其处理

腐败是破坏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腐败抗辩”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腐败进入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视野,本应对打击跨国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际投资仲裁目前对“腐败抗辩”的主流做法容易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对腐败行为的责任分配不公,仅由投资者一方承担双方共同的腐败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腐败抗辩”被东道国滥用,反而有碍于打击跨国腐败。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结果,应当引入过错分担标准、选择更为适当的证明标准并加强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反跨国商业贿赂机制的联系,以更好地处理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使国际投资仲裁在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国际商事仲裁的透明度改革初探

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性,但随着WTO透明度基本原则以及投资仲裁透明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也掀起透明度改革的浪潮。推动透明度改革的可能性来自于仲裁机构之间的竞争、仲裁员之间的竞争、参与者之间的竞争、透明度改革的学术研究和其他透明度改革的动力。从信息披露和自愿公开仲裁裁决两方面对透明度改革进行实例考察,初步构建透明度改革的基本模式,分别为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仲裁裁决的公开、加强对腐败行为的监管和仲裁员信息的公开,并对未来透明度的改革前景进行展望。     

哪些劳动争议可以向法院起诉?

根据《劳动法》第79条的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无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应当首先向本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有对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起诉。因此,你应首先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会作出公正裁决的。如果你觉得仲裁机构所作的裁决不公,你还可以到法院起诉。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先例制度的构建

现行国际投资仲裁不存在遵循先例原则,也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制度。但仲裁庭越来越频繁地援引过去的裁决和决定,先例在实践中不断地发挥作用。随着投资者—国家争端机制改革的推进,完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中先例的使用具有重要价值。国际投资仲裁中先例的形成和使用不具有强制性,先例制度是一种"软"规则。制度体系层面的改革能最大程度地明确先例的使用,但改革困难重重。国际投资仲裁的公开和透明有助于裁决的监督和推广,进而建立具有一定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先例。仲裁员的规范和优化有助于仲裁的独立和公正,保障高质量裁决的同时也推动了仲裁员间共识的形成,更易达成对先例的认可。     

论我国合同法中的“胁迫”

胁迫是指以给自然人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做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我国合同法中,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合同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受胁迫方的撤销权受除斥期间限制。撤销权的行使会导致合同行为自始丧失法律效力,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国际行政法庭诉讼管辖的几个特点

国际行政法庭是裁判处理国际组织内部公务员案件的国际性法庭,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相比,其诉讼管辖实践颇有特色,具有＂有限＂、＂自动＂和＂强制＂三个方面的特点。     

试论仲裁管辖权

仲裁管辖权和法院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民事争议解决过程中经常遇到,其原因在于我国仲裁管辖权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当事人对仲裁管辖权的理解也比较模糊。文章对仲裁管辖权的确定和取得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我国仲裁管辖权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财产保全之管辖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本文在指出现行财产保全管辖制度的缺陷之基础上,分别就财产保全的管辖法院及其与诉讼管辖协议、仲裁协议的关系,以及财产保全错误时要求损害赔偿的管辖法院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效力考辨

关于“国际性”与“商事”内涵的界定，已呈现出由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演进的趋势。此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二者解释的逐步扩大，另一方面也促成各国对二者内涵的趋同认识。相比较而言，“裁决”内涵的界定受国内法影响较多，但仍应以“解决了纠纷”作为“裁决”的基本构成要件。建构在以上三个基本概念基础之上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效力，则主要是指裁决对当事人、各相关仲裁庭和法院所产生的保护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流域管理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挑战与启示

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水环境和水资源实施流域管理,这也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流域管理突破了人为行政区划的限制,遵循水流的自然规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我国传统环境司法在处置跨流域环境纠纷上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我国有些地方开始设置环境法庭来应对此类问题。不过,新设立的环境法庭仍然严格恪守行政区划,流域管理不断在管辖范围、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技术及执行问题上挑战着环境法庭,同时也给了在摸索中前行的环境法庭诸多启发,环境法庭如何在上述诸多方面作出突破,将有助于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构建和完善。     

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诉讼管辖问题

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既可提起违约之诉也可提起侵权之诉，管辖法院的确定根据诉因的不同以及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而有所差异。中国诉讼管辖的确定既要考虑地方人民法院与专门法院的管辖，又要考虑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等问题。针对目前有关多式联运合同管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归纳分析，通过研究多式联运合同管辖确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复杂的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件管辖问题。     

论不动产合同纠纷管辖——以诉讼请求权的性质为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合同纠纷和不动产纠纷分别确定了不同的管辖方式,单从字面上理解,不动产合同纠纷似应专属管辖。但这种理解不仅与各国相关经验大异其趣,而且也没有得到实践的认可。司法实践尝试从合同类型划分着手,对不动产合同纠纷的管辖进行区别对待,但收效甚微。诉讼请求权的性质是确立管辖方式的客观基础,应以此为出发点,将不动产合同纠纷分解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前者适用专属管辖,后者则纳入合同管辖的范围。在解释论上,宜对《民事诉讼法》第34条中的＂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进行＂目的性限缩＂式的漏洞补充,即限定为因不动产物权纠纷提起的诉讼。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制度探究——对《民诉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质疑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起的纠纷,现行法律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适用专属管辖,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管辖争议屡屡发生.无论从法理还是实践层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特殊的承揽合同,因其引起的纠纷本质属于债权纠纷范畴.所以,建议修改《民诉解释》第28条第2款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一般地域管辖,且允许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更为合理.     

论单位、团体内部纠纷的自律性处理与民事审判权的界限

法院审判权能否作用于单位、团体内部纠纷是近年诉讼法学理论界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从现代西方国家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法院审判权正逐步扩大对单位、团体内部纠纷与争议的处理。具体就我们国家而言,民事审判权也有进一步扩大对单位、团体内部纠纷与争议处理的必要,但同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技术事项例外原则;第二、用尽团体组织内部救济原则;第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排除司法管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