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

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自然、体与用的关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问题上 ,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 ,主张“性其情” ,反对“情其性” ,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     

“体”:从文化到文论

作为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体(體)”的本义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生命之躯.在“人”(人之生命存在的类自觉)和“身”(人之生命存在的主体性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体”概念是对人之生命存在更具体内在层次的自觉.当“体”用于描述人自身时,多指与心相对的肉身性躯体;当“体”引申指人生命以外的其他事物(如文章)时,则是对事物具体存在的整体呈现.由此形成“体”关键词的两种表义模式,即“心-体”相对模式与“异‘体’”相对模式.“体”用之于文论,称文之“体”多为彼此相对之“文体”,各种辨体理论即是彼此相对的文体关系之体现.据此表义特征并征诸众多文献,可证作为文论关键词的“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并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与此同时,当以“心-体”二分关系比照文章内在构成时,“体”也可偏指与文意相对的外在直观形式.但“体”的偏指义与基本义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内涵:源自文化元关键词“体”的自身整体存在,才是“文体”的本质规定.     

谭嗣同散文论略

谭嗣同早期散文汲取桐城古文与先秦、六朝各体文章之长而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辉煌终结,后期对报章文体的倡导与创作,以及“言文合一”主张的提出,则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     

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先秦散文文体论

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起自先秦,其特点一是百花齐放,众体皆备;二是文史哲不分家;三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先秦史传散文,包含赋颂、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论说、檄移、章表、对问、书记以及叙事、小说各体;诸子散文,则包含语录体、寓言体、议论体、说唱体、对问体甚至诗体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叶韵,与其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故章学诚指出：“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是为的论.     

语录体与中国文化特质

从文体的角度而言,语录体的体式特征通常表现为篇幅上多为短章小语,语言浅白简约,结构上多有子曰标志,多由后学编纂而成。对应于短章小语、子曰诗云、简约浅白之类外在体式特征的是,语录体著述的文化特质往往表现为:无须演绎的直接判断与单向教诲,质疑精神的缺失与阐释的多维多向,道学政的合一与睽违。语录之兴,源于史官文化,盛于讲学风习,在清代学术反动之时成为批评范畴,在文革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风靡全国,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又得以普泛与再造。     

审美的感性共识:从语录与诗话看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内涵

语录类文献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语录体成为古人思想表达的一大特色.受其影响,诗话体裁也在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成为主流.从语录与诗话的源流演变关系、诗话对不同哲学思想观念的传达、古代文论诗话文体的选择与生成,以及诗话对古代文论整体风貌和内容特征的影响看,再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儒、释、道各家不同思想话语与诗话体裁的结合,体现出古代文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特征的指向生命之本然状态的本体性的生活/生命审美特色.这与中国古代思想追求沟通天人之道的内在理路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化内在生命精神的一以贯之,以及中国古人通过审美获得感性共识和深度共鸣的独特智慧.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古今杂糅与中西调和的当代标本——章士钊《柳文指要》述学文体论析

章士钊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巨著《柳文指要》用文言文写成,体现了章士钊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坚守、传承与创化。从中国的述学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柳文指要》上部“体要之部”主要继承传统的“话体”批评体式,下部“通要之部”偏向于借鉴以逻辑见长的现代述学文体,其整体述学风格呈现出调和中西、融贯古今的文体杂糅倾向。具体而言,“体要之部”在宏观的编纂观念和体式上承袭了传统文话的“载道”观和“辨体”观,而在微观呈现层面上,传统的资料汇编类文话和随笔札记类文话以及古代文章学术语也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借鉴。与“体要之部”按文类划分不同,“通要之部”按专题组织,其结构和表述都具备了现代述学文体所必需的系统的逻辑性。《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以改良过的桐城古文笔法串联成一体,述学时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它是章士钊一生述学精义的总结,为当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创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胡宏的“性”论探析

胡宏的“性”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性无定体,性体即遗体即天命,性体是形而在上的,流行发见于天地万物,性体是天地万物存有与活动的最终根据;第二重含义：物有定性,万物各正其性,万物皆成于性。物之性表现为性形、性能、性理。人之性表现为生理之性、心理之性、义理之性。无论是无定体之性还是有定性之性．善恶皆不足以言之。     

朱熹“敬”思想的意蕴及时代意义

在宋代理学中,“敬”被理学家视为心性修养的重要工夫。朱熹因道南学派主体体验“未发求中”的方法无法抵达心体未发前的气象而转向将未发已发问题的着重点放在对心的考察上。他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未发之性为体、已发之情为用,提出“心有体用”“心通贯未发已发”。在此基础上,朱子对“敬”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以静坐持敬深化他所继承于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提出了“涵养察识,用敬致知,用敬贯未发已发”的思想。“敬”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敬”的内在道德觉悟又必发为外在的道德行为,贯通人的内在心性与外在人生践履。朱子的“主敬”思想,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现成的工作伦理资源,而敬畏伦理则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防腐倡廉等提供了现实意义。     

《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

《文心雕龙》的关键词之中有一个词长期以来为龙学界所忽略：兼。由检索可知,“兼”在《文心雕龙》50篇之中是一个热词;从学理上考察,“兼性”既是《文心雕龙》的关键词,而“兼性智慧”则是《文心雕龙》的根本特征之所在。《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其理论维度有四：一是主体身份之兼性,二是思维方式之兼性,三是话语行为之兼性,四是文体类型之兼性。四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兼性主体具备兼性思维,兼性思维创制兼性话语,兼性话语生成兼性体式。兼性智慧既是刘勰文论的内在理路,更是中国文论的文化基因。揭橥并标举《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不仅能为龙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而且能为当下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提供从主体到思维,从话语到文体的文化启迪。     

言下大悟：作为口传法宝的《坛经》

运用口头诗学的相关理论,将《坛经》置于悠久深广的口头传统中,对敦煌本《坛经》重“言说”甚于“文字”的倾向及“言下大悟”的禅宗顿教心法进行分析,揭示了《坛经》作为语录体禅籍的口传特点。并通过比较《坛经》敦煌本与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的主要差异,以说明《坛经》的演变是由集体共同完成的,明确了《坛经》作为口传法宝的基本性质。关于口头传统影响于《坛经》的研究,在经典研究方面具有突出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体研究的演变、特征与方法论问题

中国文体研究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诗性文化,以及文体意识的自觉密不可分.文章还进而探讨了文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文体研究不能静止地停留于研究文献、体制和创作风格,而要在保持我国文体论精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从“内”与“外”,“常”与“变”,“体”与“用”的多重关系中把握文体的内涵、特征和演变,从而将文体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兼收并蓄 推陈出新——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特色

梁启超新文体的语言,极具特色。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新文体语言:“酣放自恣,务为纵横轶荡,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及外国语法,皆所不禁,更无论桐城家所禁约之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焉。”这种语言,是梁氏在长期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结果。我们知道,作为文学语言的散文用语,与散文的发展进步有同样久远的历史。中国先秦散文,例如甲骨文的语句,是极为简略的,且多不成篇。《尚书》便有些文采,不过复句之表达,还只能依靠“意合法”。到了《易经》和《论语》,虽然是语录体,句子却复杂多了,复句有时用上了关联词。战国以后,百家争鸣,散文蓬勃发展,特别是以“文气颇盛”见称的《孟子》和《庄子》,文采斐     

“文以足言”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生成及建构

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从“立言”之“不朽”所揭示立言为文的“文言”之语体形成,构成言与文相辅相成关系,以及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离,由此阐发言之文的文学语言功能作用;进而基于言意之辨与文笔之争拓展到言与体关系辨析,以有韵为文与无韵为笔的文体与笔体之辨,阐明文体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文体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特点,不仅形成“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之文势,而且形成文体语言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与呈现形态;再到“文的自觉时代”文学批评崛起,“论说”体以“理形于言,叙理成论”不仅凸显评论的功能作用,而且阐发评—论—理的层次序列与言—理—论的关系逻辑,形成“评者平也”“论者伦也”“说者悦也”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特征及传统,奠定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建构基础,至今仍然具有可供参考及启发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

<尚书>的文体分类源于篇章命名方式,篇章命名则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六体之说实际上经过两次分类.<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文"体"上的某种特质与行为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客家先贤邓肃的理学思想与文学成就——邓肃记体散文探析

邓肃的记体文承继了北宋以来记体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理学影响下的社会与人文关怀及其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质.邓肃的文学创作,既受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坚守重“道”,又极其重“文”,尤其崇尚韩愈古文.其文学实践即是对理学家“作文害道”的矫正.记体文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在文章立意题旨、结构布局以及表现手法、语言锤炼方面都别具特色.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