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公民网络诉求中官民理性互动机制探析

网络诉求是网络时代公民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以社会管理取代管制,建立官民网络理性互动的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理性互动,归根到底就是“依理互动、互动趋同”.在强化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同时,通过理性的互动机制彰显公道,超越私利之“异”,回归到本有之“同”,回到事件本来的是非曲直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矛盾.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计算理性与道义理性——中国乡村纠纷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乡村纠纷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法治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秩序与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鉴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应然性”与“宏观性”成分较重,文章指出中国乡村纠纷研究不能忽视对“实然性”与“微观性”较浓的个体行为理性之研究。而农民学中的著名“波普金一斯科特之争”所提供的“计算理性一道义理性”分析框架无疑为深入展开该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工具。,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工作有利于成为我国转型期法秩序变革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法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微观基础及其生长条件。     

论市场经济理性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市场经济理性可分为两大部分 :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包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伦理理性。个体的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 ,而文化伦理理性是促使市场经济机制形成和完善及维持市场公平和公正运作的重要因素。社会理性从社会普遍的整体利益出发 ,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建立健康、完善的市场机制。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社会理性为市场的良性运作制定各种市场竞争规范。其二 ,社会理性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合理使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感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理性”

近代理性的疯狂使它失去了曾经具有的唤醒人的自由与尊严、倡导人的全面发展的蓬勃精神,转向了独断、迷信、极权相连的异化道路。而以现代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反对近代理性僭越的同时,又以非理性的变形形式重新巩固了理性的地位。立足于西方现代哲学起始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存世界深刻的感性根基出发,创造了“感性意识”这一科学合理的理性形式,实现了对近代“异化理性”的真正超越。     

美好生活社会视域下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机制的构建

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把人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用理性取代了上帝,促进了个体理性意识的觉醒和形成,使人转向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理性。理性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极为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理性的作用,个体理性往往需要有效的社会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美好生活社会来说,理性发挥作用的机制比理性本身更重要,为了使美好生活社会建立理性发挥的有效机制,理性个体在社会行为中既要遵守规则又要合理求助,而个体理性的运用也需要有美好的社会理性环境,当个体理性地求助时,社会要有响应者和可信赖的他者,从而避免个体理性缺失与社会理性缺失相互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构建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的机制对美好生活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理性与生存超越

文章首先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说明了理性在生存超越中的作用 ,进而指出了理性是人类实现对生存异化状态的最终超越的根本途径     

理性的四重向度

理性范畴在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形态。总体考察理性,有本体意义上的理性、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四重向度。疏理理性,寻求理解上的一致,为理性范畴当代话语权出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也是人类本身理性成熟的标志。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学界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中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科学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科学,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的理解模式,即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其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本真内涵是这两者的辩证统一,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全面的.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视域中的执政伦理基本问题

执政价值合理性是对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必要＂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执政工具合理性是对执掌国家权力＂何以可能＂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追问。执政价值合理性与执政工具合理性相辅相成相互转化。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执政价值合理性与执政工具合理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论道德合理性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探讨和建立道德合理性机制正在成为现代道德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合理性作为表达人性实现状况的基本范式之一,表达了人性实现的状况。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调节的工具,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运行机制。在道德合理性机制的调控下,人们从"身体"开始,通过以劳动为前提的"享受",达成"尊严"的生存目的。     

在制度框架下研究经济人假设——从完全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稀缺性假设一起,构成经济学,主要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两块基石。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莫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表露出“经济人”的含义,但自从经济人假设提出后它便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批判和修正。虽然各派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观点都试图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完善,使其更具合理性。我们试图从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初步的修正,并论证了一个建立在制度框架下的,具有适应性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所具有的合理性。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论政府责任的合理性基础——以政策过程为中心

台理性是指符合理性的行为或属性.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可以把合理性分为政治的、行政的、社会的三种.政治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有,政治主体所奉行的理念和所做出的行为是否符合时代及所代表的政治基体的利益要求,以及政权或权力地位.行政合理性的含义包括: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用尽量少的资源和时间解决好行政所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符合法制规范.社会合理性是在具备有关政策意图和政策行为信息的条件下,在健全的沟通机制下获得的,又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可接受的属性.而以上政策过程合理性的三种含义,就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所在,也是实现政府问责制的基本根据.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