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

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更是连片特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片区内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参与,需要政府与社会的联动,因此目前,必须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设计为核心、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组织机构为保障,推动片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解决片区生态环境治理危机。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京津冀协同治理及其制度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协同治理更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下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新区域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府际关系中的政府管理思维和管制模式,在顶层设计方面提出了在中央层面成立高级别的区域发展协调机构、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协议等制度创新。当然,新区域主义理论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适用性仍有待实践检验,路径优化仍然面临多种可能性。     

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我国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对跨区域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以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为视角,通过对祁连山国家公园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状的调查,分析其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有效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能有所裨益。     

当代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

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伦理学的重要学派。社群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共同体观念的丰富图景。首先,这些社群主义者深入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其次,共同体概念的多样性体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理论创造力。第三,当代社群主义者把国家与共同体概念相等同,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理论转变。第四,尽管这些思想家的共同体观念有如此大的差别,但是这些共同体观念有着共同体的共同特性。这种特性,就是公民或其成员所共享的共同善。     

社群主义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社群主义视角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解读意义。社群主义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之上。社群主义者强调群体的公共利益,但并不排斥对社群中个体权利的追求,只是个体权利的实现要建立在社群公共利益之上;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实现少数民族的集体文化权利。要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美德教育;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正确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     

社群主义视域内的共和主义民主的复兴——基于查尔斯·泰勒的共和主义论题的分析

自由主义民主因其导致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分裂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危机而面临社群主义的严厉批评.在社群主义视域内,民主政治根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及其成员的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根基于与政治自由相结合的爱国主义认同.惟有如此,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取得并延续.因而,针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民主政治困境,社群主义主张复兴关注公民自治、视参与自治为共同善的共和主义民主.主张在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和提高共和主义所需的公民美德.     

社群主义社会整体观的哲学探究

社群主义认为,个人并非像自由主义理论中所描绘的那样是先于社会而独立存在的,相反,社群具有对个人和自我的优先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从相互映照、相互追问中理解个人和社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科学的理解。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社群主义进行批判地分析,既可以加深我们对社群主义的深刻理解,又可以吸纳社群思想的合理内核于自身,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社群主义权利观念解析

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权利理论过程中阐释了“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社群主义将观念与制度的共同体视为权利的基础,认为共同体的民主过程建立了权利的正当性,将权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资格和义务之间制度化的关系”,从而带有权利道德化的倾向。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剖析

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忽略了社会、历史和传统等因素对人类正义观念及人类善生活的必然性和基础性意义,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体是空虚的、脱离历史的,因而他们的方法是非历史主义的,而社群主义则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自我、正义及实践的历史性。以马克思主义眼光来看,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既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治理主义视角

全球化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各国政府间的竞争,必然对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变迁的压力。从当代治理主义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制度性要求中,可以给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一些启示。     

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产权的跨境流通,也导致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越发复杂与频发.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经常会产生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要妥善解决争议,特别是促进判决在相应国家的承认与执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但国际协同治理的进路艰难,且存在诸多困境.我国应该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国际协同治理的路径,寻求加入国际主流规则体系实现自身诉求,适当转变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弥补条约层面的缺失,开展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探索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引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国际协同治理.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

区域环境问题是指一个行政辖区内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超出了辖区范围,产生了区域环境污染外部性。区域环境治理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实现治理目标,中国的区域环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采用以基于市场的工具、信息类工具、自愿型工具为主要内容的新环境政策工具,但是新环境政策工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管制型工具,因为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政策网络风格。在中国,区域政策网络在纵向上中央集权、地方权力有限,在横向上权力分散。环保局权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是一种松散的、互相依赖性弱的政策网络,在这种政策网络中,新政策工具仅仅在渐进地改变着政策工具箱,而主导的环境政策网络风格并没有变化。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从反思到重塑: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具有正当性。多年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立法工作不协调、不适应以及法律缺失、法律修改与解释工作跟不上等问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应当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源保护与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制定立法新方案,并总结立法经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改进立法工作方法,为全面提高环境资源立法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新贡献。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区域生态治理是对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应组成共同的治理集体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面临着主体缺失、行动无序、治理滞后和盲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既有理论匮乏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原因。随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可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利益表达与调谐中,可寻找到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应积极参与,同时市场也要突出其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区域生态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责任伦理视域下的英国福利治理逻辑与启示

现代国家福利制度通过提供扶贫济困为主的基本保障,以维持人的尊严并承担伦理责任。在英国福利国家治理过程中,英国福利责任伦理历经数次发展演变与不同范式推进,缓和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危机和社会矛盾。责任伦理为变革时代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伦理视窗,我们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治理的责任逻辑,在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补齐民生短板,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