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保护,后利用,不要让文化遗产变成文化遗憾”——访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正胡彬彬,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中国村落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被称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的拓荒者"。胡彬彬和他的团队迄今去过全国4000余个传统村落,平均下来每年有120余天呆在村里。胡彬彬说:"要是哪天死在她的怀里,是死得其所,应当是幸福的。"这个"她",就是他爱了一辈子的传统村落,他把"她"比喻为"母亲"。     

"轩辕",和"有熊"——兼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及四重证据阐释

从考古发掘的图像资料与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出发,探讨轩辕帝与有熊氏的关联:一方面检讨远古"熊图腾"的成因,说明文学与人类学的多元视角和知识视野时追寻远古失落之文化记忆的作用,并昭示其融入国学谱系后的效应,尤其是在"释古"方法上的推动与创新;另一方面也试图经由中国古代的例子,探讨人类学中国话语之必要和可能.     

民俗学视野下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乡村,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乡村文化。村落是由社会、经济、人文及自然构成的生态网络,传统村落更是在长期农耕文明的延续下逐步形成的。它所承载的是历史的印痕和社会发展轨迹,它们被视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风貌逐渐改变,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不断向城市聚集,村落的人口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村落空置或消失,延续了上千年的有形的、无形的农耕文化和乡野民俗也逐渐远去。本文从民俗学的视角,分析瓯南地区非典型古村落风貌特征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与发展非典型古村落,探索保护与传承非典型古村落文化在当下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洱海地区以[p?~(21)]为通名村落的调查研究

"以[p?⁽²¹⁾]为通名村落"是指将[p蘅21]作为村庄通名而专名不同的村落,本文将云南大理洱海地区以[p?(21)]为通名村落"是指将[p蘅21]作为村庄通名而专名不同的村落,本文将云南大理洱海地区以[p?⁽²¹⁾]为通名的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和文献查阅法,从自然环境、居址变迁、姓氏流源等方面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这些村落历史悠久,早在南诏时期便已经形成,具有大理地区早期村落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些研究材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洱海地区的村落文化,还可作为地方文化的补充。     

故乡的原风景：村落人类学（之一）

村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及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载体。中国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源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虽然传统上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也以一个社区或一个村庄为研究区域,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当下我国西南省份的传统村落已纳入到住建部等部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民族地区特色村寨已纳入省级保护绿色发展道路之背景下,对村落的研究就有了特殊意义:其核心是保护传统文化,根本是保护人。为此,本研究立足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基于社会人类学与新近之文化熵和弗兰肯斯坦鹰理论,论证中国西南所赋予村落人类学研究的区域性、必要性与独特性。     

基于非物质文化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探究 ——以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为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承载着历史发展记忆的传统村落和民间传统文化也在逐渐地消失.非物质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与该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基于非物质文化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探究——以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为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承载着历史发展记忆的传统村落和民间传统文化也在逐渐地消失。非物质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与该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文化空间视阈下的传统村落可持续性保护——以湘西凤凰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西凤凰传统村落保护的实地调研,采用"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的概念分析凤凰传统村落保护的方式与前景.认为在文化空间视阈下,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强调人的主体性,是综合性、本土性和活态性的保护,使文化在这样的空间中存续、发展,从而使传统村落的保护走一条可持续性的保护发展之道.     

同仁县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

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精神世界的神灵存在是现实世界中仪式举行的观念依据,祈求护佑的功利性意愿使得作为村落守护神的外来神并没有受到客观上的排斥,即便是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也被主观上包容或消解。本文通过对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探讨村落信仰与仪式、民俗空间与村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

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这些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嘉绒藏族的文化认同现象,迄今保持不变.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及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广西平果市壮族村落布尧村的个案调查与思考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作为后发展地区的民族地区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到城市,农村发展的主体大量流失,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农村“空心化”的具体表征主要有人口流失、文化消逝、村落凋零等。要治理农村“空心化”问题,一是要积极推进城乡融合,激发农村生气与活力;二是要强化村落保护与开发,建构农民生存发展的空间场域;三是激活乡愁,铸牢乡村的“根”与“魂”。     

城市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与迁移就业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村和具有民族特色私营企业中的就业状况 ,指出少数民族迁移者因为自身民族文化在城市就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不但是城市中的“就业迁移者” ,而且是城市中的“民族文化携带者”。从进入城市的角色看 ,他们不但是“就业移民” ,而且是“文化移民。”     

东北民族地区"空巢家庭"现象透视

本文通过对东北民族地区因劳动力外出务工出现的大量"空巢家庭"现象的分析,全面阐述了其对乡村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农村家庭的传统分工模式、民族文化传承和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对如何理解和看待民族地区出现的"空巢家庭"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原藏族文化的生态环境价值探析——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拉布寺"避杀生"为例

独特的生存环境、宗教信仰、自然禁忌等造就了高原藏族灿烂而神秘的传统文化,他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无不体现出人与自然环境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本文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拉布寺的"避杀生"为例,解析了神秘的藏族文化所包含的生态环境价值,同时探讨了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环境价值得以实践的法资源应包括国家法、佛教教规以及以道德和民间风俗习惯为主的乡规民约等因素。     

白马人“家”

本文试以甘肃省陇南地区文县白马河流域铁楼乡分布的白马人为个案,来描述白马人"家",即白马人村落的地域分布、村落环境的空间形态以及民居建筑习俗等方面,进而从一个层面和侧面来展示扣阐述白马人"家"独特的民俗文化及其底蕴.     

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化--以三个少数民族村庄神龛变迁为例

本文对20世纪以来三个少数民族村庄(摩哈苴彝族村、捞车土家族村和周城白族村)在民居神龛上发生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宗教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作者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宗教文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与时俱进,被纳入到现代文化建设中,在与国家文化的互动中取得发展。民族宗教文化现代化的趋向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文化变迁存在着“多重文化时空叠合”的一般性规律。     

试析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阐释

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文化的主体始终肩负着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与表述。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对于清真二字的文化表述,就是回族人对自己文化的自我认知与阐释,是文化适融与创新的表现,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在大量回族清真寺清真嵌字联的基础上,从十个方面分析与归纳了清真嵌字联对清真的文化阐释,是对清真文化认识的深化。     

"舍把"辨证

本文针对《中国历史大辞典》“舍把”词条释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舍把作为土司管区土舍及土目中的亲信 ,其活动地域并不超出湖广土区 ,直接管理比峒与村寨范围大得多的旗 ,管理职能上没有湖南、湖北不同的区分 ,担当土差亦无外乎冬围行猎、充当衙役、外出结盟、下乡视察、料理民间词讼、征解秋粮银、列阵出战、节制外来客民等等 ,由此在围占肥田美地、拥有私人豪宅与马匹、享用防苗工食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其频频参与土司管区重大活动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土司事权 ,加剧了土司与土民和汉区官府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代"蕃坊"的崛起——义乌穆斯林社区发展历程的初步调查

唐宋时期,在当时的杭州、明州(宁波)等地,建立了有外国侨民居住的“蕃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行,大量的中外穆斯林到浙江义乌来经商贸易,定居生活,使义乌成为新的“蕃坊”。通过对义乌穆斯林的人口变迁,义乌的清真寺、寺管会、阿洪和墓地,义乌穆斯林的职业构成,义乌穆斯林的婚姻家庭与子女就学情况,义乌穆斯林的精神生活状况等方面的论述,使人们对这一新的“蕃坊”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浙江义乌新的“蕃坊”的出现,也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均重视和谐与和平的共同价值取向。     

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空间生成研究——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之理论对话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因失去对地理环境、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关注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文的研究恰恰揭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生成是国家政权建设、地理环境、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