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

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的三重维度及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只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借用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方法,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简单的逻辑否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需要从一个宏观的历史发展视角去把握。除了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以时间在先的逻辑层面提出的这一观点外,还应该看到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研究成果,同时也需要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从研究成果和思想发展的维度去解读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内涵,以及这一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维对指导处理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他各方面发展关系的价值所在。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他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摒弃了他的神秘主义,并且将黑格尔对“社会关系”的认识深化为“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的本质（经济关系）上说明了社会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并且决定政治国家,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三维阐释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劳动、资本、国家是马克思阐释社会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国家是马克思反思社会共同体最早关注的问题。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掀开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假面纱。资产阶级国家共同体是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历史生成的,国家共同体的秘密存在于市民社会。资本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核心概念。马克思青年时期从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实质是围绕国家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向围绕资本问题的经济哲学研究的转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市民社会秘密的钥匙。劳动是马克思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立足劳动立场,把建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条件是劳动社会化的充分发展,主体力量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为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方法和价值原则。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一种考察

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史上,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以劳动和市场为核心的“需要的体系”及其满足方式,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在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泛神论的逻辑神秘主义”,继承、深化了其历史主义方法和内容,并揭示了一切政治解放的历史限度,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解放新课题,初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轮廓。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走出市民社会泥淖的一种新的政治选择。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是作为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发展成同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则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于政治国家并决定政治国家的概念。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望月清司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

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是日本马克思学界有关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代表着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他以"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和"城市和农村的分工"为历史进步标准,以异化、分工、共同体和市民社会这四大核心概念为线索,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描绘成一个"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并严格地论证了在本源共同体的三种类型(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当中,只有日耳曼世界才能产生本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亚细亚社会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从本源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变这一结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思想史上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 ,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 ,他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及其基本原则的阐释 ,以及对市民社会与家庭、国家关系的分析 ,不仅树起了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而且“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     

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的透析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是逻辑学概念而不是具体学科概念,是服从于他的哲学主题即精神运动的。只有从逻辑学领域内辨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再联系到具体相关的学科,才能正确理解黑格尔的政治历史思想。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与时代意义

黑格尔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继承和超越西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逻辑是:家庭(伦理性与实体性的统一)——市民社会(伦理性与实体性消失,个体独立性得到彰显)——国家(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相统一的伦理和精神);其运行逻辑是: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的体系",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个人需要升华为社会需要,个人的特殊性升华为市民社会的普遍性,这就是市民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之诠释

1844年以前,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集中批判了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那时马克思使用的"市民社会"始终是与政治国家相伴随的,它主要指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市民社会.1844年以后,法哲学批判转变为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深入到市民社会内部来揭示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这时"市民社会"则指物质关系总和.市民社会的概念体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成熟过程.同时,这一变化也反映了马克思研究方法的转变,并且粗略地勾勒出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历程.     

马克思论市民社会和真实共同体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将人的社会关系置于共同体场域之中,思考共同体如何可能使人更为自由,通过检测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体的存在状态,指认市民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国家虚假共同体导致人的异化,造成强迫和宰制人的情形。马克思不是从建构性理念上,而是从整体性理念上使用“自由人联合体”范畴,从而揭示人类存在的不自由进而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黑格尔与马克思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比较研究

"市民社会"在德语中具有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层含义.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批判了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崭新的共同体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却暗藏着两人理论上的根本分歧.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导致共同体的失落.黑格尔将其原因归结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因此,他试图通过理性国家这种共同体来教化个体,通过有产者的思想改变来维持市民社会的存在.马克思没有囿于抽象意义上的一般市民社会,而是深入到了现实存在的打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烙印的具体市民社会.他提出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市民社会问题解决路径,即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更高的层面上挽救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虽然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各异,但同样具有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三个层级”的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三个不同层级。市民社会“三个层级”的理论规定具有科学的概念分析价值,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伸展和明确表述,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弥补了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各自理论的缺陷,具有多方面理论意义。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