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求事实，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不是事物本身；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论民事证据制度中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作为一种颇具特色的司法证明方法 ,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 ,它在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是一般证据证明所不能代替的。为了更好地利用事实推定为审判实践服务 ,必须认清这种证明方法的特点及其缺陷 ,找到相应的规制办法 ,同时还应正确理解和把握它对举证责任的影响     

事实探知模式的发展与证明标准的确定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在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探求事实真相一直是各个社会在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时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判案标准。神灵裁判是古代社会人们在解决疑难案件时才采用的一种方法,并不占主流地位,占主流地位的判案方法则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循实情而断案。在事实探知模式方面,人类经历了以直觉经验为主的模糊真实到以理性经验为主的形式真实,再到规则意识较强的法律真实的发展过程。我国应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疑难案件的处理采取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证据标准”概念

刑事诉讼理论中,"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要求或程度;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时所应达到的要求或程度.区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一是为了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二是为了在实践中予以正确运用.     

浅谈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

本文论述了我国民事诉讼应当采用优势证明标准的三方面因素,即法律的真实观念、盖然性标准、民事诉讼证明模式选择。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必须有物质形态,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涵义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探讨首先需对证明标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明确谁能具有证明标准的资格。我国学界对什么是证明标准表述和用语不一,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有观点则认为,“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证明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必须有物质形态，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试论量刑证明的特殊性——以独立量刑程序为视角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不同决定了量刑证据在种类、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法等方面都异于定罪证据。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中,应当充分重视量刑证据及量刑证明的特殊性,制定区别于定罪的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实现量刑的适当性。     

论事实入法的价值标准——以“见危不救”为例

"最低限度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一类事实被纳入法律调整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可接受性要求。这一标准适用于社会生活中心区的事实时是清晰的,适用于社会生活边缘区的事实时就变得比较模糊。以这一标准衡量,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区的事实,其入法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可接受性较弱。"见危不救"即在此类事实之列。立法若考虑将此类事实纳入法律调整,便需在作"正向规定"的同时作一种"反向努力",以疏导和缓解此类事实入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矛盾或张力,在立法的正当性上向"最低限度的价值标准"适度回归。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之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作为证据法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既是法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又是实务中亟需解决的焦点问题。目前 ,学者、同仁提出的诸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均存在难以实际把握的缺陷。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实际 ,我国刑事审判中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 ,可以设定为三种 :一般标准 :高度盖然性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机结合 ;特殊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 ;简易标准 :证据优势     

民事证明标准论纲--以刑事证明标准为对应的一种解析

证明标准的性质或高低决定于指控或争议对象的性质、诉讼结果的轻重以及其他相应的价值取向。英美国家基本民事证明标准以盖然性权衡为基础 ,又强调一定程度的可变性。我国民事证明标准变革的思路在于理性与现实性 ,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证明标准的定位以一种盖然性权衡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中等证明标准为妥     

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史家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是基于诸如探究方法、认知价值和认知德性等学科共识;最后,建立历史书写中真理与证据之间的明确关联,论证"真之约定"是以对史家手中所得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为根基的。     

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与完善

坚持公诉的较高标准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国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标准层次性不够。应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对公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作细化分析,提出兼顾社会利益和被追诉者人权保障,证明标准的理论先进性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有不同的证明标准,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审判者却常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取代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明标准,导致了大量的非正义。本文探讨了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部分中的差别的法理基础以及附带民事部分证明标准的独立性,并指出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必要性。     

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确立

盖然性标准作为西方法制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成熟的诉讼证明标准 ,它的引入近年来一直是我国法学界和审判实践领域争议较多的话题 ,2 0 0 2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确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地位。本文将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理论内涵 ,与英美法系“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的比较与分析及这一标准在我国法学界的提出、确立、实践中的运用等方面去论述。     

论严格证明对我国庭审证明方式之完善——以预防刑事错案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错案频频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学者们对刑事错案问题的广泛研究,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审前阶段的侦查取证行为,忽视了庭审阶段对刑事错案发生的影响。由于在我国的庭审阶段缺乏对证据资格的严格审查,法庭证据调查程序流于形式,没能有效地起到去伪存真,探明事实真相的作用。而在严格证明理论下,所有进入到庭审阶段的证据都要经过证据资格审查和法庭证据调查程序,并且要求法官在庭审阶段充分利用法庭诘问探明事实真相。因此,为了有效防止错案发生,有必要运用严格证明理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庭审证明方式。     

论优势证据的内涵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盖然性的优势证据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本文试从二个方面揭示优势证据的内涵 :优势证据体现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优势证据是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